这样苦苦地挖掘她，直至将她的才能全部掘出，全部展示。不用看样片，仅从导演的眼神中，陈冲已看见自己演戏的精确折射。这个精确的折射便形成导与演之间信赖的纽带。

“罢演”的陈冲此时坐在一间化妆室里，边回想边除却妆束。

拿不准自己是否太生硬、太任性了。对待这样—位拿艺术当天条的导演，她个人的利益以及一切保护她利益的纸面上的规定，她是否过分看重了呢？然而她明白自己并没有错：原则不应有弹性；一个《大班》就够她受了。

怎么办？拍摄因陈冲而僵在那里。她和导演中总得有人主动让步来打破僵局。非得我吗？她想到自己在声明“罢拍”时贝托鲁齐的震惊，她有一点不忍。她与他相处得始终融洽，合作一直那么顺心顺意，这一“罢演”会伤害他的感情吗？而再一转念.她又感到委屈：为什么他就不想到这样做有违我的意愿和原则，有伤我的感情呢？

那天的拍摄计划由于陈冲的罢演而延误。贝托鲁齐非常焦急，因为每个延误都将影响日程和财金预算。

陈冲自视是个明事理的人。为了朋友情谊，她的所有原则并非毫无弹性。但她的让步必须在对方完全尊重她的原则的情形下。此时她则认为贝托鲁齐对她的这些原则不够尊重，对她本人的处境也不够体谅。《大班》给她和她的家庭带来的烦恼和压力，使她在把持这一类尺度时十分严谨。从《大班》之后，她意识到她仍有上亿的中国观众；她不能不顾忌他们的感情而一味迁就西方导演们。

是的，陈冲对裸露镜头过敏，她明白这是不太健全的表演心理。她同时明白自己是无法克服这“过敏症”的。

《大班》带来的舆论在国内哄起之后，有关陈冲的讹传可谓千般百种。人们说她“变洋了”不再是中国人了。一次在北京紫禁城中，《末代皇帝》拍摄初期，一个较大的场面雇请了许多中国群众演员。当一群演太监的人见陈冲走近，存心提高嗓音说：“她现在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了！”

陈冲一听便火了。她大声对那人说：“嘿，你他妈的才不会说中国话呢！”

“太临们”先是一愣，马上哄笑开来。那个人也窘住，瞠目结舌地瞪着陈冲。

陈冲大大方方从他们旁边走过。为自己的泼辣语言感到痛快。如此运用“国骂”她是有目的的。那句话不仅中国味十足，并带着地道的老北京腔。意思是：怎么样，这句中国话你们听过瘾了吗？这比任何话都能驳斥你们的讹传吧？

这时的陈冲想：偏见与误解毕竟不那么悦人。她不可能走到任何一个误谈她的人群旁去澄清事实。存在的只好由它存在，但不能再为这类舆论添加任何素材。

这时传来话：贝托鲁齐要找她谈谈。

陈冲想：谈吧，我反正不会让步。她已换上平素便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