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寒衣夏衣。而这个倔头倔脑的陈冲却把航空公司的行李限量耗在这些东西上。

陈冲到末了也没向外婆解释那个莫名其妙的“需要”她自己对这“需要”也不全然清楚，答案是她在美国开始生活后才逐渐出现的。

这些红色像章代表着她人生中一个重要阶段，多日后她在美国的校园里这样想着。与美国学生、台湾、香港的学生相比，陈冲发现自已与他们的最大区别是理想——她曾经受的理想教育。曾和许多中国青少年一样，她相信过一种伟大的主义，渴望过为它奋斗、牺牲。她还想，不管国外的人怎样为中国人悲哀，为中国人在偶像崇拜时代的牺牲而悲悯，她应该尊重自己的青春。

无论她幼时有过怎样的迷失、荒诞，她仍尊重它。

她之所以将一箱子红色像章带过大洋，带到这个纽约州僻静的校园，便是这份对自己青春的尊重了。她不是一个对任何过时事物都不假思索地去否定，去抛弃的人。她不可能完全否定自己信仰和讴歌过的东西。说她怀旧，说她保守，都可以，让她割弃自己长达十年的一段生命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此，在香港、台湾同学们讲鬼故事一样讲到大陆中国的文革、穷困，她会正色告诉他们：“你们不了解我们。”

在这些同学面前，她甚至自豪：我们的过去不管是痛苦还是快乐，毕竟不卑琐。我们不为一件得不到的生日礼物哭。我们或许不曾有生日礼物，但我们也不曾有这个微不足道的哭的缘由。

陈冲担心那一箱子像章过美国海关时会受阻，却没有。只是因为它们太沉重，纸箱承受不住，刚通过海关便裂开，所有像章随一声巨响倾落到地上。人们朝狼狈而忙乱的陈冲注视，全是不解的眼神。

连来机场接应的母亲也对陈冲的这一份行李感到好笑。

同母亲来迎接陈冲的还有一位朋友。这是陈冲自乘飞机以来最冷清的一次机场相逢。曾经的每回机场迎送都是一场重头戏。先是镁光灯，然后是一涌而上的记者，再就是被这阵势惊动的人们。她总得四面八方地端着笑脸，尽量不口误地回答提问。她害怕这阵势，厌烦这阵势，存心用孩子气的唐突语言来削弱气氛的郑重，不然这气氛中的氧气太稀薄了，她几乎不能呼吸。她曾常常想：就不能不把我当回事吗？她甚至想过悄悄改换班机，不宣而至，不辞而别，偷份自在闲散。

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她头一次大喊大叫，手舞足蹈地走出关口。像是长期被迫收敛的她，此时放开来活动活动筋骨。

“妈！…妈！”

这时的陈冲可以像一切十九岁女孩一样放任姿态，一头向母亲扎来。

不久，她便独自待在朋友家了。母亲比在国内时更忙，连花出半天时间陪陪女儿都不可能。

陈冲打电话给曾在北京拍电影时结识的朋友，竟没有一个人能马上抽出时间见她，所有人都翻着自己的小日历本，数着排满的日程，告诉陈冲他们将在某日某时和她会晤。

“但今天不行，抱歉。…”

所有人还提醒陈冲：一个人别上马路；纽约对一个陌生国度来的年轻女孩往往是狰狞的，甚至危险的。

陈冲却怎么也待不住。一个人试试探探朝繁华的市区走。看，投人注意她，没人跟随她，真的像轮回转世一样，她似乎在经历一次新的身世。她高兴一路走一路大啃巧克力，就去啃；她高兴穿一身宽松无型的衣裙，就去穿。然而，在天性得以伸张的最初快感过去后，她感到了心里的一点不对劲。她意识到自己的虚荣心此刻也想得到伸张：任何东西，一旦有过，就不想失去。曾经的那套排场真的从她生活中消失时，她隐约感到失落。

陈冲走在这条拥满异国面孔的街道上，她想他们中最穷的人大约也比她富有。她衣袋里只有薄薄几张钞票，她的生活就要开始从这几张钞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