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他们是来哀悼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五万遇难中国人的。”

“你们知这批日本中学生是来什么的吗？”我问，顿时觉得好笑又可憎。

我怎么可以对两位记者拿怪罪的腔调呢？

会议之间，我走状元楼酒店，步闹的夫庙街市。人真稠密，终日像剧院刚散了戏。夫庙在一九三七年岁末也被烧成一片废墟，也有过横尸遍地的冷清。现在的房院街以及喧哗人声是从那残垣上和冷清上重建的。据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它又经历一次摧毁，现在的一切是一劫再劫之余生了。能走在这样闹安全的街上，我应到幸之又幸。

三天的会议结束后，来了一批日本的中生。他们将和南京市的中生一块儿度过一个夏令营，以纪念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我看见这两个民族的青如此为一，如此地反衬着日本国内对大屠杀持否认态度的人们，以及中国对此麻木不仁的同胞们。这是个令人欣又令人苦楚的反衬。内心的和解最终会在两个民族之间达成，却不再是稀里糊涂的和解。我这样想着，乘坐的一辆Taxi被突然拦截在状元楼一侧的路。拦车的是两个穿白衬衫系领带的年轻人。他们冷峻的面孔告诉我，他们是在执行公务，我问此不可走，哪里可以通行。他们说任何计程车都不允许接近状元楼，因为有一批日本中学生住在此地。

了；这就是我所要的全。正如我表妹和其他的南京亲戚们，他们一块泥一草地在重重废墟之上，搭建他们的一份理想与温馨，我难可以伸着怪罪的指说：“该醒醒了——你们也是南京人！”他们也只要那一，虽不如对联所提示的那般清雅，但他们也只要废墟与废墟间那个空隙，容他们耕一耕仅仅两亩的田园，容他们几季收获，容他们片刻的丰足。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有着与他们相同的、贯穿世代的集潜意识，那就是：趁着天好，能得多少收成就得多少吧，谁知明天会怎样。我们不得不学会光短浅、及时行乐，不得不如此健忘和无限度的宽容，我们要抓时间过几天好日，因为集潜意识暗示我们：这些好日是赚来的；从内忧外患、从外族铁蹄、从自相残杀中赚来的。

他们没有搞清这个消息和他们执行公务有什么相。

两人说他们并不清楚，只是执行上级命令。

望着迎面而来的面孔，数不清的面孔，我不由地猜想，这当中的谁是幸存者或幸存者的后代呢？他们可知有座豪华酒店里正在开着一个什么会议？可知一些人万里迢迢地来了，为了一笔几乎被勾销的重大血债，而他们正是血债的债主？他们对那个修得草率并字迹斑驳的草鞋峡遇难者纪念碑可有想法？…

我很想再问他们一句：“你们知那三十五万南京人是谁杀的吗？”但我控制了自己的尖刻。闹到最终他们也没放我的计程车过去，我只得拎着沉重的行李在炎中走到酒店门，那儿停着大轿车和小轿车，是会议用来送与会代表去机场的。

最后的这个小曲又使我想到很多。在世界上，我们的民族大概属于灾难最的民族之一。经历这么多灾难却仍然能保持如此之的人基数。似乎每个灾难重的民族，都有于其他民族的人基数。似乎愈经摧残，人丁愈旺；愈是战争、饥荒、贫穷，愈是生养繁衍得不可收拾。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是杀不完的！”这样一句豪言壮语，也就有了“砍只当风帽”、“杀人不过地”之类的对残忍的浪漫化接受。这些统统成了我们善良、宽容的组成分。有人说，德国人因杀犹太人而真诚忏悔了，日本人为什么连错也不认？德国人的忏悔，是跟犹太人认真、负责的对待历史的态度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要想结清一笔债务，债权人和负债者双方都必须认真、负责，必须合作。而“砍只当风帽”之类的浪漫语言；不可能不影响我们民族对生命价值的态度，而影响对于生命权利（人权）的态度。假如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价值都如此不珍视，抑或过分慷慨，我们又能到哪里去讨人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