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长篇《雌的草地》，我写得极苦，这是个地的“怪胎”连修改都很难找到地方下手。它害得我写坏了脾气、胃，以及与母亲的关系。母亲是在我的开导下和父亲离婚的，父亲是在我的支持下得到情上的解放的。我通常是以又长又频繁的信来安情上有伤的母亲，而这次却长达三个月我没给她一封像样的信。甚至她提要来看我，也被我着心拒绝了。在这小说里我为自己设计的难度，使我无力再顾及别的什么，连去国的访问都变得不重要起来，访问日期被我几次申请推迟。看见妈妈信上写：“年轻时，我以为丈夫需要我；年老了，我又总以为女儿会需要我，实际上，我始终在自作多情。”我为这些词句泪，心里既烦恼又委屈。

接下去，这个讲中国话的国人问我想见哪些国作家，我一气讲几个估计都健在的，但心里想，我想见谁得看谁想见我。等我挂上电话，发现十个手指尖都在打战。我除了对自己的韧自信之外，对我所奋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自信过。我从不结朋友，因为我相信自己毫无社魅力；我喜好穿着，那是我相信自己不够漂亮；我从不把小说推荐给任何人，那是我认为它们全是些辜负我的东西。我没有自信，因此我远不能潇洒地、泰然地对待这样一个消息的降临。连续几天，我激动得什么也不了，并且不想与任何人讲话。十九岁那年，当我第一次发表作品时，也兴奋得闷声不响了好几日，除了偶然向着一片空虚傻笑一下。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不安分了，不再想老老实实个舞蹈演员，不再从早到晚穿着一双肮脏的舞鞋，毫无指望地蹦啊蹦，我瞄准了，或许有另一成功的可能，一个大的转折或许就在前面等着我。

我说是。心想这人有什么病。他说他是国大使馆新闻文化的，看了《中国日报》上介绍我的文章对我很兴趣，并问我对国不兴趣。我说当然。“那么我们给你一个机会到国访问。”

我总是在午饭时间打开电话铃。一九八七年九月的一天，电话里传一个怪极了的声音：“你是女作家严歌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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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次我饿极了却找不东西吃，就喝两包板蓝。一时想起韩愈说的“愚不惟之险夷，行且不息，以蹈于穷饿之火…”但愿我之辛苦不被人斥成活该；但愿有一日无数成功的个相加成一个成功的民族。

我从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躲避一个平凡的人。我想我们十多亿之众的国家并不缺少平凡者，不必再向人人提倡平凡。战国时的大夫们，若三个月闲居，主张和思想不被采纳，自己不被任用，就有同僚来安他了，他也就耻于继续默默无闻地待在这个国家，而是驱车走，到别国寻求重视。看来追求平凡也并非我们民族世袭的德。

直到我到了国，我想见的大作家们绝大多数都没见着时，我才一步明白，在我的祖国和这个国家之间没有平等可言；在我与他们之间更没有平等可言。因此我把这次访问看成自己某意义、某程度的成功，实在有些可怜。

当我从国外回来，能够讲一利的英语，有人把这归结为聪明。我却说：“聪明是靠不住的东西。”我真的这样想，一个人最优越的素质是顽、韧。只有顽韧将如数报偿你所付的一切：时间，力，辛苦而枯索的整整一段青。

我的午饭通常是苏打饼、，阔的时候吃果。不能吃饱，吃个太饱午饭的恶劣后果是个大长午觉。失眠人往往在没希望睡的时候闹瞌睡。在国时有人问我：“我在大陆看见许多办公室里放着床，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那多半是午觉设备。他想了一会儿说：“你们什么时候把床从办公室搬去，你们就有希望了。”

天暗下来了。我也想歇下来，不阅读，不看英语，不任何正儿八经的思考。想找谁聊聊天，想让谁用些散淡的话题来一下我张得了的思维。然而我打消了这念，因为在我需要别人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别人需要我的时候。日真的是很苦。我可以永远吃苦，但我不可能永远年轻…

病症，诸如突发痛，它痛得让我很自然地想到女人临盆时的阵痛，痛得真像有什么东西要从中娩似的。稿后，我一连许多天不敢见编辑，我又是失眠又是痛地写掉了偌大一摞稿笺，若不成，我只有自杀去了。幸而它们都成了。之后，有人向我谈起我的小说文字之畅，结构之整，什么一气呵成之类的话时，我就在心里说：“天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