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统称之为“瘫腔”不过“瘫腔”与“松货”、“软蛋”、“面瓜”有一点不同，就是可以拆开来讲。比如：“别个（别人）还冒（没）吼，他就先瘫了腔。”这样的人当然没人看得起。正如方方所说：“一个人遇事连’腔‘都’瘫‘了的话，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有趣的武汉话》）。因此，不但不能凸瘫腔“，而且还得梗着脖子死硬到底：“不服周（服输）！就是不服周！老子死都不得服周！”

吃软不吃硬，宁死不服周，这大概就是“九头鸟性格”这种性格的内核，与其说是“匹夫之勇”毋宁说是“生命的顽强”因为所谓“九头鸟”也就是生命力特别顽强的意思。你想，一鸟而九头，砍掉八个，也还死不了，等你砍第九个时，没准那八个又活了过来。事实上武汉也是“大难不死”日本鬼子飞机炸过，特大洪水淹过“十年动乱”差点把它整得瘫痪，但大武汉还是大武汉。的确“不冷不热，五谷不结”过分的舒适温馨可能使人脆弱绵软，恶劣的生存条件也许反倒能生成顽强的生命力。

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武汉人不但有顽强的生命力，也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用武汉作家池莉的话说，就是：“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这是池莉一篇小说的标题）。这无妨说也是一种达观，但这种达观和北京人不同。北京人的达观主要来自社会历史，武汉人的达观则主要来自自然地理。北京人是看惯了王朝更迭、官宦升迁、帮派起落，从而把功名富贵看得谈了；武汉人则是受够了大灾人祸、严寒酷暑、战乱兵燹，从而把生存活法看得开所以北京人的达观有一种儒雅恬淡的风度，而武汉人的达观却往往表现为一种略带野性的生命活力。武汉的小伙子不像北方汉子那样人高马大、魁伟粗壮，却也相当地“野”：敢打架，敢骂娘，各种冲动都很强烈。他们酷爱一种能够显示生命活力的、紧绷在身上的红布三角游泳裤。他们也往往会在炎热的夏夜赤膊短裤，成群结队地在街上走，大声吼唱各种歌谣，从“一个讶的爹，拉包车”直到种种流行歌曲，以宣泄他们过剩的生命活力。

事实上，武汉人不达观也不行。

从某种意义上讲，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已经把武汉人逼到墙角了：躲没处躲，藏没处藏，就是想装孙子也装不了，再不达观一点，怎么活？所以，凡事都最好搞唰喇点，凡事也都最好能要点味。生活已经不易，再不搞唰喇点，不是自己烦自己生活已经缺油少盐，再不要点味，还能过下去

什么是味？“味”这个字，在武汉话里有极为丰富的含义。除前面说的面子、排场、风光、体面等等外，还有“规矩”的意思。比如“不懂味”有时也指“不懂规矩”不过，当一个武汉人指责别人“不懂味”时，他说的可不是一般的规矩，而是特指“捧场”的规矩，即在一个人“要味”时让他觉得“有味”的规矩。懂这个规矩并能这样做的，就叫“就味”；不懂这个规矩和不能这样做的，则叫“不就味”就味不就味，也是衡量一个武汉人会不会做人的重要标准。因不懂而“不就味”尚可原谅（但也不招人喜欢）；如果“懂味”而“不就味”那就是“差火”这时“要味”者就会视对方为故意冒犯或有意挑衅，因而反目翻脸，甚至大打出手，因为那个“婊子养的”实在“太不够意思”

所以，味，又有“意思”的意思。要味，也叫“要意矿；就味，也叫”就意思“。如此，则”有味“就是”有意思“，”冒得味“就是”没意思“人活在世界上，如果一点”意思“都没有，那还能活下去当然不能。因此不能不要”味“。显然，武汉人之所谓”味“，说到底，就是让人觉得活著有意思的那个”意思“。

武汉人是很看重这个”意思“的。虽然说”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但如果活得有意思，岂不更好？于是，武汉人就往往会把没意思的事变得有意思。我就曾在医院里遇到过一个典型的武汉人。这个武汉小伙子大概初为人父，看什么事都新鲜。看到护士给婴儿洗澡、打包，也觉得好玩，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好过瘾呀！洗毛毛（婴儿）像洗萝卜，包毛毛像叠’撇撇‘。”“撇撇”是每个武汉小男孩都玩过的一种自制玩具，由每个人自己用香烟盒叠成，技巧纯熟者可以叠得很快。把包婴儿说成是叠撇撇，既有赞其“技巧纯熟”的意思，也有言其“不当回事”的意思。妇产科的护士一天不知要包洗多少婴儿，自然见惯不怪，不怎么当回事，但让这个小伙子这么一说，一件本来没什么意思的事情，也就颇有点意思

武汉人是很能把没意思的事变得有意思的。比如武汉的夏夜是很难熬的，因为一到下午六点，老天爷就会准时停风。曝晒了一天的街道余热经久不散，没有一丝穿堂风的室内更是酷热难当。要熬过这样一个长夜，是一件很没有意思的事情。然而武汉人却能把它变得有意思。太阳一下山，他们就开始往地上泼水，然后搬出自家的竹床，摆出清爽的小菜和绿豆稀饭，一家人吃得“欢喜流了的”吃完饭，收拾了碗筷，洗个澡，街坊邻居都到露天地里来乘凉。打牌的打牌，下棋的下棋，看电视的看电视，更多的人则是“(口夸)天”(口夸)，音kua，读平声，是个象声字，即“几里呱拉”的意思。武汉人说话节奏快，频率高，因此不能叫“聊天”只能叫“(口夸)天”武汉人(口夸)呀(口夸)呀，(口夸)得星星都“笑眯了眼”一个难熬的长夜也就意趣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