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数的人，都有“眼色”所谓一有眼色”也就是懂得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什么话可讲什么话不可讲，以及什么事该什么时候做，什么话该什么时候讲等等。掌握其中的分寸，是一门大学问，也是一门艺术。北京话的特点，就是分寸感特强。萧乾先生在《北京城杂忆》中就曾谈到这一点。比方说“三十来岁”和“三十几岁”就不是一码事，和“三十好几”就更不一样。它们分别是二十七八、三十出头和三十五六的意思。同样，劳驾、费心、借光、破费，虽然都是“文明用语”都用于向人道谢或道乏，用处和用法也都不一样。这种细微的区别，就是分寸感。

实际上，人情世故，都要适度，才合于礼。过度的客气显得生分，过度的关切则难免谄媚，而恰如其分则是一门生活的艺术。这就要费心思、勤琢磨，还要有教养。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知道自己有多少斤两，然后可着尺寸做人过日子。

显然，北京人的这种生活艺术，是有他们的人生哲学来打底子的。这种活法讲究的是心眼儿活泛，心里面透亮。活泛就不死心眼儿，透亮就不缺心眼儿。当然，也不认死理。老北京人相信，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一个人吃得完的饭，也没有过不去的桥。无论好事坏事，还能一个人包了圆啦？所以，露了脸，用不着扬铃打鼓；背了时，也不必蔫里巴叽。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老黄河还兴改道儿呢，人世间的事，哪有个准数？风水轮流转，没准明几个转到哪，瞎折腾什么消停些吧！就是瞪着两眼数星星，也比折腾那没谱的事儿强。

别折腾，也别较真。较真，就是死心眼儿。天底下，哪有“真事儿”？不过“汤儿事”罢所以，不管干什么，也就是个“对付劲儿”北京人有句口头禅，叫“混”；还有个常用的词，叫“不赖”在他们看来，人生在世，也就是个“混”字。比方说，混日子、混事儿、混口饭吃等等。所有的人都是混，所有的事也都是混。要说有区别，也就是“一个人混”还是“哥几个一起混”混得好还是混不好。混得好的，能混个一官半职；混得差点，也能混个肚儿圆。但不论好歹，能混下去，就不赖。难怪北京人吃喝不讲究，活得那么马虎了，对付嘛！

显然，这种世故，是古都的智慧，也是农民的智慧。农业生产周期长，要能等；京城官场变故多，要能忍；而面对风云变幻、世事沧桑，要能对付。京都之中，帝辇之下，人们看得最多的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看得最透的是仕途险恶、天威难测、官运无常。今儿个，新科状元金榜题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明儿个，菜市口人头落地，大观园底儿朝天“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这就不能不让北京人世故起来。北京人的世故是他们久历沧桑的结果。这种久历沧桑使他们“身居台风眼处而能保有几分超然”使他们在静观中养成了“多看两步棋”的世故和通达，也使他们学会了忍耐。专制体制毕竟太强大，这种体制下的小民也毕竟太微不足道。强大的皇权要消灭他们，比碾死只蚂蚁还便当。他们不能不学会忍耐。忍耐，正是老北京式的世故的要害和精义。“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有这份世故和耐力，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也没有活不了的人。（图十三）

正是这忍耐造就了平和，而平和的背后是信命和认命。老北京人的信条是：“命里只有八尺，就别攀着一丈。人，还能大过天去一既然“命里有的躲不掉，命里没的求不来”那么，就没有必要去争、去抢，也没有必要因为别人怎么怎么了而自己没能怎么怎么，就浑身不自在，一肚子的别扭。这就是自个儿和自个儿过不去要知道“一个人能吃几碗干饭自己清楚，别人也清楚”而“和年头儿叫劲，简直是和自己找别扭”再说，就算怎么怎么了，又怎么样也不怎么样。“做得人上人，滋味又如何？”当老板，来钱多，事儿还多哪！还是混吧。显然，正如赵园所说，正派北京人的世故里，有着“阅事太多见事太明的悲愤沉痛。看透了，又无可奈何”于是，无可奈何到了极点，反倒变成了平和。

平和也造就了幽默。

诙谐幽默，几乎是北京人的标志性品格。谁都知道，北京人说话特“逗”普普通通的事情普普通通的话，到了他们嘴里，就可笑、可乐。比如脸上有雀斑叫“洒了把茶叶末”就又形象又生动，怎么想怎么可乐。难怪有人说听北京人说话就像听相声要论说话俏皮，北京人可真是没得比的。

北京人为什么特别会说话这就说来话长我想，除了北京是个古都，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宫廷语言和市井语言雅俗兼备外，长期保持着和周边农村以及少数民族的联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知道，农村语言、民间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往往比官方语言和文人语言更生动鲜活，而这也正是北京话的特点。比如，说“窝心”就比说“难受”好；说“蒙席盖井”就比说“隐瞒”生动得多；说一个人不爱回家是“没脚后跟”就不但生动，而且俏皮事实上，北京话当中那些最形象生动、鲜活来劲的词汇和说法，比如擦黑（黄昏）、撺掇（怂恿）、保不齐（无法预料）、牌儿亮（脸蛋漂亮）等等，便不是来自农村，就是来自少数民族。比方说，打发、巴不得、悄没声儿，就是满语；而找茬儿（挑毛病、找麻烦）、护犊子（袒护自家孩子）、车轱辘话（来回诉说），则无疑来自农村。萧乾先生曾激赏“瞧您这闺女模样儿出落得多水灵啊”这句话，认为“出落”带有“发展中”的含义“水灵”则除了静态的美外，还有雅、娇、甜、嫩等素质。但，不难看出，出落也好，水灵也好，都是农民的语言。尤其是“水灵”马上让人联想到带着露珠的鲜嫩瓜菜。也许正是因为善于向人民群众和少数民族学习，所以，尽管北京是中国最大的官场，可北京人说起话来，却并没有官气。

如果说生动鲜活是向农民和少数民族学习的结果，那么，诙谐幽默则源自北京人的世故与平和。幽默是要以平和为前提的，浮躁的人就幽默不起来。因为幽默是不紧不慢的。它需要铺垫、打底子“包袱”才抖得开。会说笑话的人都知道，说笑话时，不能紧张，必须他急你不急，他笑你不笑。如果别人还没笑，你自己先笑起来，那就叫犯傻。如果心急火燎，打机关枪式地把话一口气说出来，别人听不清楚，反应不过来，又怎么会笑？

更重要的是，幽默是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就是平和。只有心平气和，坦然面对人生，才会产生幽默，也才幽默得起来。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整天愁眉苦脸的人会幽默，无法想象一个事事斤斤计较的人会幽默，也无法想象一个时时处于提防状态的人会幽默。说到底，幽默也是一种“大气”只有大气的人，才能微笑着看待一切，包括苦恼和不幸。同样，也只有大气的人，才能含笑向自己的过去告别。总之，只有大气才会幽默。北京人大气，所以北京人幽默。

其实，北京式幽默中的大气是不难体会到的。它往往表现为大大咧咧、嘻嘻哈哈、满不在乎甚至没大没小。比方说，称邓小平为老邓，称戈尔巴乔夫为老戈，就像称呼自己单位上同级平辈的同事；称倒腾商品的小贩为“倒爷”称骑平板车拉客者为“板儿爷”（其车则被称为“板的”），就像称呼“王爷”、“万岁爷”这可真是“掉了个儿”如果说，前者和天安门广场上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一样，多少表现出一种“民主意识”和“平民意识”那么，后者就多半是一种调侃但，不管怎么说，这种不合礼数的“倒错”都只能是北京式的。它表现的正是北京人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敢说的“气度”而所谓“什么话都敢说”则是不但包括“说什么”也包括“怎么说”的。事实上，正是在这种调侃中，北京人消解了神圣。礼数不是最神圣的如果礼数可以消解，那还有什么该在乎？

但，似乎很少有人想到这里面还有苦涩、无奈和世故。

北京人的幽默，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种类型，或三种手法，即调侃挖苦、装傻充愣、玩世不恭。前面说过，北京人是很会“损人”、“挤兑人”的，比如“别以为全中国三分之二的男性都憋着娶你，多晚你走在大街上也不会出事”等等。然而问题在于，他们不但损别人、挤兑别人，也糟践自己。比如葛优就曾说自己“脱了衣服跟一条反动标语似的”最典型的还是杨东平讲过的一则笑话：一个小伙子因为犯规，被警察扣住不放，情急无奈之中，竟冒出这么一句话：“您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结果，围观者哄堂大笑，警察也只好放人（《城市季风》）。另一个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故事是：一个平时怕老婆的人，偶然和老婆顶了起来。老婆大怒：“反了你小子？”该人马上赔不是：“哪敢呀！这两天，也就是有了两个臭钱，就像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老婆也只好一笑了之。显然，在这里，两个当事人都表现出一种装傻充愣自我作践的态度。这种态度，用王朔的话说，就是“千万别把我当人”

这就是世故事实上，只有世故的人，才能装傻充愣。因为装傻充愣的背后，实际上是玩世不恭：人生在世，也就那么回事。谁也别太当回事，谁也别叫真。所以，谁也别太把自己当人。何况，我不是人，你也不会是人。当我不把自己当人时，我其实也没把别的什么人当人。想想看吧，一个连自己都不看作是人的人，还会把别人当人看就拿前面那个笑话来说，便推敲不得。表面上看，那个小青年是在作践自己，仔细一琢磨，却又不知道是在作践谁。因为“我”固然是个“屁”然而这个“屁”却是警察“放”的。说了归齐，还是“警察放屁”结果，谁都挨了骂，也就谁都不吃亏。因此，当一个北京人（尤其是王朔式的北京人）在你面前“装孙子”时，你可千万别上当，以为你真是“大爷”

当然，这个小青年当时也许并没有想那么多。他的话，不过脱口而出。但，他的脱口而出，又显然有北京人世故的耳濡目染和长期熏陶作背景。而且，这种世故也完全是平民的。咱一介平民，没权没势的，谁也糟践不了，那么，自个儿作践自个儿，还不行

于是我们就品出苦涩来北京平民的幽默中，是不乏苦涩的。就拿把雀斑说成是“茶叶末”来说，便透着苦涩。因为只有贫穷的小民，才喝这种末等茶叶。其实，就连北京平民的幽默本身，也是“苦恼人的笑”平民嘛，一无所有，要啥没啥，既没什么可乐和的，也没什么可得意的，就剩下一张嘴，再不让它快活快活，那日子还能过再说，耍贫嘴又不要钱，也就不说白不说。即便不能损别人，拿自己开涮总是可以的。只要嘴巴闲不下，就不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