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的秘密，是中国文化的秘密。

什么是“城”或“城市”？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所谓“城”或“城市”无非是人类社会三主要的社区类型之一。这三主要的社区类型是国家、城市和乡村。这三社区，都可以叫“邑”上古所谓“国”范围不大，数量很多。在诸侯林立的时代，不少的所谓“国”也就一“邑”而已。“邑”这个字，上面是一个“”下面是变的“人”字。有“人”有“”当然是社区。也有人说上面那个“”是围墙、圈、范围的意思：“有土有人，斯成一邑。”不怎么说，这个既有一定范围，又有一定人的“邑”就是“社区”

在中国“城”和“市”不但意义不同，而且地位、大小也不同。

的确“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一，没有城墙和城门，是不好叫京城的。唐代长安和北京一样，也有京、皇、三城，不同者在于城不在皇城里面，而在皇城北面。这三座城，京城十二门，东西南北各三门；皇城七门，南三东二西二，北面无门；城南面五门，正中为承天门（明代北京城正门也叫承天门，想必即承唐制），北面二门，正门为玄武门，是唐太宗李世民发动政变的地方。汉代洛京城内，有南北两座差不多一样的城，都开有四门，而且门的名字也都一样，即南朱雀北玄武东苍龙西白虎，京城则开有十二门。宋都开封也有城三重，外京城叫罗城，也叫国城，因其土筑又叫土城，开有十三座城门，七个门，共二十座门；内京城又叫旧城或阙城，四周共开十门，正南门是朱雀门；城亦即大内，又叫皇城，开有六门，正中为乾元门。开封城一共三十六座门，差不多是门最多的一座古都。南宋的都城临安（杭州）只有内外两城，内城又叫城，开有四门，乃大内所在；外城又叫罗城，开有十三座城门，并不呈对称状。杭州城门的特，是它们的名字，多不似北方古都的典雅庄重，而更多山川灵秀。“候听得清波响，涌金钱塘定太平”这两句诗中，就包括了杭州五座城门的名称。明初首都南京，规模极为宏大，里里外外共有四城。外郭城周长180里，开有十六座城门；应天府城周长67里，是当时国内第一大城（次为北京），也是世界第一大城（次为黎），共有十三座城门；此外皇城六门，城十二门，加起来比开封还多。

二、城与市

城墙和城门把我们带中国的城市。

当然，也是中国城市的秘密。

不过，这个社区，是不敢望“城”之项背的。围“城”的是“墙”围“市”的则是“垣”垣也就是矮墙，叫：“卑曰垣，日墙。”城墙大魁伟，里面居住着王公贵族、官名士；市垣低矮简陋，里面充斥着工匠商贾、贩夫走卒。这样的两个社区，当然也就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市区”的位置，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也有一定之规：或在城南，或在城北，总之是不能人中心地段，只能卑贱地匍伏在“城”的脚下，仰“城”之鼻息而生存。但，卑贱的“市”好歹总算了“城”这样“城”与“市”就终于合为一，变成了“城市”

天安门的南北，分别是正门、中华门和午门。

中国古代的社区（邑）有许多，也有许多名称，比如、都、乡，以及郊、鄙等。其中“”相当于国家（故又称“国”）“都”相当于城市（故又称“都市”）。“乡”当然就是村落（故又称“乡村”）。此外“郊”就是附庸于城市的社区（郊区）“鄙”就是远离于中心的社区（边鄙），而社区与社区之间就叫“邻一（邻里）。所有这些字，都从“邑”（乡字繁从邑，写作“榔”；村字别也从邑，写作“邨”），可见“邑”就是社区。不过，一般地说“邑”主要指城市，比如“都邑”一词，就是大小城市的总称（大曰都，小曰邑；或“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由此又可见，城市乃是最重要的社区。

不过那时的广场，可比现在小得多，只有11公顷，比作为现在天安门广场建筑的人民大会堂（占地15公顷）还小。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那时国家并不属于人民，有资格恭逢如此盛典，能够到天安门城楼下跪班听诏的，人数极其有限。有11公顷的地方，已经完全够用，而且也足以让地方衙署和小国边邑相形见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成了共和国的主人，如此“弹之地”显然已不敷使用。1949年，为举行开国大典，新中国的奠基者们曾对广场行了拓展修整。1959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又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三面红墙全予以拆除，东西两翼拓为通衢大，革命历史博馆和人民大会堂分立广场东西两侧（取“左祖右社”之意），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中央，并向人民群众开放。过去专属帝王使用、严禁庶民涉足的皇家禁区，真正成了“人民的广场”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激和崇敬，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就建在中华门内天安门前。正如姜舜源在《沧桑天安门》一文中所说，这可正好应了陈毅元帅的一句诗：“此应向国门悬”二十多年后的1976年，在中华门旧址上，又兴建了“主席纪念堂”至此，整个天安门广场，已是“旧貌换新颜”国门拆除了，午门退隐了，前门告老了，人民的广场取代皇家的城成了北京的中心，而由东西长安街及其延长线构成的新的中轴线横贯东西，则似乎象征着北京的开放与腾飞。

其实，不但“市”与“城”不可相提并论，而且“城”与“城”也并非就可以等量齐观。

亭奉送天安门城楼，直诏官宣读，文武百官则在金桥南排班聆听。宣诏完毕，诏书用木雕的金凤衔着由城楼上放下，礼誊写，诏告天下，谓之“金凤颁诏”可以说，从那时起，天安门就以其不同寻常的特殊地位而为众望所归。

然而城市却不是最古老的社区。最古老的社区是乡村。乡村是从原始氏族的集聚地转化而来的。“(乡郎)”这个字，无论金文甲骨文，都是像“两人相向对坐共一簋”之形。也就是说“(乡郎)”的字形，就是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当中放一个饭桶。所以杨宽先生在《古史新探》中说，乡这个字“是用来指自己那些共同饮的氏族聚落的”

毫无疑问，这易买卖，是必须一方迁就于另一方的。老爷大人们当然不会屈尊下乡去采购，他们的仆人也沾光不会屈尊，自然只能由乡里人城来易。乡里人原本“卑贱”摆不起谱；乡里人又很“好奇”愿意城。何况，乡村广阔分散，也不便于集中贸易。所以“市”便主要设在城的周边，成为城的附庸和派生，以及沟通城乡的中介。它的地位，当然十分卑微。可见，城与市的低贵贱之别，几乎可以说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一。

前已说过，上古的城，主要是王朝国都、诸侯封地、大夫采邑的中心区域。显然，它们的地位，也不可能一样。《左传》称：“天之城方九里，诸侯礼为降杀，则知公七里，侯伯五里，男三里。”不但面积规模有大小之别，而且名词称谓也有

于是天安门广场便成了世界上最大、最无与比的大广场。它占地面积54公顷，可供50万人行集活动。每一个到过那里的人，都无不惊异于她的庄严、肃穆、雄伟、博大。和她相比，西方许多城市的所谓广场，便只好叫“路”北京的“大”在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得到了最好的现。

当一座座城邑或城堡被的墙和大大的门圈围起来时，城与乡，就成了中国古代两最主要的社区。介乎其中的则是“市”所谓“市”就是集中行买卖易的场所。因为老爷大人们虽然贵，也要吃饭，而且要吃好的、新鲜的，光靠贡，似乎不够；乡民小人们虽然卑贱，也要零钱，也想买城里的好东西。城里的品要去，乡里的时鲜要来，这就要“城乡互市”也就要有“互市”的地方。这个专门用来易买卖的地方，就叫“市一。

显然，这些城市，也都是由“墙”和“门”构成的。

午门是城的正门，正门是京城的前门，中华门却不是城门。这是一座单檐歇山的砖石结构建筑，与明十三陵和清东西陵的大红门相同，虽然看起来不如内城九门那些“城门楼”壮观，却最能现“城变换大王旗”的意味。因为中华门县真正的“国门”咱们的国名叫什么，（图八）它就叫什么。明朝的时候，它叫“大明门”；清朝的时候，它叫“大清门”；到了民国时期，就叫“中华门”换名的办法也很简单：把刻有门名的石匾翻个个儿，重新刻上字，一大明门”就变成了“大清门”可惜，当民国的人也想用这省工省料的好办法来更换门匾时，却发现努尔哈赤的孙早就用过了这个招，便只好放弃了“颠倒历史”的念，重新刻了一块木匾，挂在了檐下。（图九）

开始的时候，作为“城”之附庸和派生的“市”并不是什么社区，而是一临时的场所。上古的商业，并非经常的行为，或三日一市，或五日一市。这时，四方乡民纷纷赶来易。易的场所，就成为“市一。易一结束，这个地方也就什么都不是。直到现在，我国许多乡镇还保留着这习俗，叫“赶集”但后来，贸易成了经常的行为，也有了专门从事贸易的商人，临时的“集”就变成了常规的“市”不但供易所用，也供商人居住，而且也和“城”一样，有了自己的“土围”于是“市”便成了社区。

中华门（或大明门、大清门）的故事，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门对于一座城尤其是一座京城有着一什么样的意义。它不仅是的孔和防卫的关，也是一象征，——国家的和政权的象征。所以，在清代，除正门外，其余八门便由八旗分掌：德胜门正黄旗，安定门镶黄旗，东直门正白旗，朝门镶白旗，西直门正红旗，阜成门镶红旗，崇文门正蓝旗，宣武门镶蓝旗。八旗分掌八门，既有共享天下之意，也未尝没有相互牵制的用心在内。

事实上，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都是由那一重重的一墙一和一的“门”来构成的。在中国古代，人们无法设想没有城墙和城门的城市，就像无法设想没有屋和门窗的房一样。任何一座真正的城市都必须有城墙和城门，而且这些城墙和城门越是大越是多，则这座城市的地位和规格也就越，人们也就越承认它是“城”因此，像上海这样没有什么像样城墙城门的城市，就不能叫“城”而也许只能叫“市”

然而城之“市”却仍然保留着它的个。这使我们一就能把“城”与“市”区分开来：城区的建筑是封闭型的，不是院落，就是墙，要不然就是一张张闭的门。在这些院落、墙和大门之间，留的是仅供通行的路。这些路除了行走别无用，因此只能叫“通”不能叫“街”市区中的街却不同。它不但供人行走，更供人浏览。街两旁的店铺，也都一律开放着自己的门，敞开着自己的门面，以确保里面陈列的商品一览无余。只有在收市打烊以后，才会关上活动的门板，有的（如药铺）还随时可以叫开。当然，这些店铺也绝无封闭的围墙。相反，有的店铺门还会搭起遮避雨的屋檐，或竹架苇席的凉棚，更加有开放。这就是“城”与“市”的区别，也是“街”与“路”的区别。所以，我们只能说“逛街”、“上街”、“赶街”（赶集）或“街市”不能说“逛路”、“上路”、“赶路”、“路市”“上路”、“赶路”是到别的地方去“上街”、“赶街”才是去买东西。

后来，阶级分化了，氏族变成了国家，尊贵的老爷天、诸侯、大夫们也不再和自己的“民”们共一个饭桶吃饭。他们（当然要带上自己的仆）另择“风宝地”而居，或在原居住地划一个圈，形成一个新的社区，并用大大的墙把这个新的社区和旧社区乡村隔离开来。这个用墙划的社区，就叫“城”也叫“都”或一邑”而那墙就叫城墙。要之，就起源而言，所谓“城”就是古代的王朝国都、诸侯封地、大夫采邑。或者准确一说，是它们的中心区域。城墙之外的地方，就叫“郊”就叫“野”更远的地方则叫“鄙”是乡村社区的所在地。一墙之隔，尊卑判然；大门内外，贵贱不一。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或者准确一说，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它一开始就是和门和墙共生的。没有城墙和城门，也就没有所谓“城”恰如喜仁龙所说：“正是那一、一重重的墙垣，组成了每一座中国城市的骨架或结构。”因此，当我们突然发现一座圮败的废城时，能够看到的往往只有城墙，比如吐鲁番郊外的昌和河古城就是。

这是中国极典型意义的一类城市。

事实上，城中之路不但是通，也是界限。它们和院墙一起，把一个一个的圈划分隔离开来。可以说，城区是由路和路旁的院墙构成的，市区则是由街和街边的铺面构成的。因为“市”乃因商业的需要而建立，所以市的名称总是表现商业，比如米市、菜市、市、煤市、市、鸟市、骡市等。它们也能用来地名，比如北京就有菜市、灯市、东西市大街和市东斜街等。建“城”的需要却多半是政治或军事的。所以我们说起城来，便总是说京城、省城、县城，或冠之以地理、历史、文化的特征，如山城、江城、古城、新城、石城、龙城等等。城与市，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