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大秦王朝和帝国制度的建立，究竟是偶发事件还是历史必然？从结果看，显然是后者，因为“百代皆行秦政治”汉唐宋元明清也都是不叫“大秦王朝”的大秦王朝，即帝国。所以，帝国是一必然。帝国既然是必然，那就由不得你喜不喜，也一定会照自己的规律来运行。这才有汉的削藩（取消封国的自治权），唐的分省（将中央最行政机构由一个宰相府分成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宋的释兵（收回将帅兵权，改由文臣将兵），明的罢相（废除宰相制度），也才有前面说的变革。这些变革，说到底，就是要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皇帝手里，而且集权、集权、再集权。

，又怎么会把政权给宰相？

当然，这“理想状态”也不是一影儿都没有。西汉初年就有那么意思。但我们要说清楚，那是西汉初年。那时，大家对帝国是一什么样的制度，心里还没有谱。国制度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刘集团的江山也还没有坐稳，只好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实行“半封建半郡县”或者“半国半帝国”的制度，即“郡国制”这是一过渡形态，是终将被完全的帝国状态取代的。萧何他们趁这个大家都还摸不清脑的时候为后世宰相们争取的权力，也是迟早要被后世皇帝夺去的。我们现在当然无法清萧何他们当年是否也有钱先生那样的政治设计和政治理想，但可以肯定，这“元首虚位，政府负责”的模式并没有被确认，──既没有在法理上被确认，也没有在观念上被确认，因此想破坏就可以破坏。

这大约就是钱先生心目中的“好制度”终于变成“坏制度”的原因了。说到底，罪魁祸首就是皇帝制度。正是因为有了皇权的至无上、不受制约和毋庸置疑，才有了后来的一切。显然，要回答“好制度”何以最终变成了“坏制度”就必须追问在过去的二千多年间，中国何以要实行一以皇帝为实位元首，而且拥有至无上绝对权力的帝国制度。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也许要另外写一本书才能回答的。

实际上，钱穆先生讲的其他问题，比如宋以后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平铺的社会”等等，也都因此而生。钱先生所谓“平铺的社会”其实也就是没有贵族阶级的社会。没有了贵族阶级，就只剩下了两个等级，或一个关系，即君与臣。君只有一个，其余都是臣，地位一样，这就是“平等”（其实是“平抑”）。没有了贵族阶级，官位不能世袭，政权对外公开，只要考试合格，人人可以官，这也是“平等”（其实是“均等”）。没有了贵族阶级，地方上也就没有心人，没有凝聚力，这就“自由”（其实是“散慢”）。机会均等，大家一样，互不买账，就不能靠人治，只能靠王法律条来治理，这就是“法治”（其实是“律治”）。钱先生所说的问题，是不是都由废除贵族政治始？

显然，贵族政治是和国制度共生的，官僚政治则是和帝国制度并存的，而官僚制度又是依附于皇权政治的。也就是说，没有皇帝那至无上的权力，就没有官员的权力，更没有什么官僚政治和官僚集团。皇权虽然在实际上可以由太后、外戚、权臣，甚至可能会由太监来代行，但在法理上是属于皇帝一人的，也是最终要还给皇帝本人的。如果像曹那样“挟天以令诸侯”便要被骂作“臣贼”“天下共讨之，全民共诛之”哪里还能像钱先生所说的那样，皇帝虚位，只象征，一切实际上的政务都由宰相理，一切实际上的政治都由政府负责？这恐怕只是钱先生的一相情愿吧！

那么，帝国为什么要取消贵族阶级呢？因为贵族制度和帝国制度是不兼容的。帝国制度的本质，是“中央集权，一人专政”这个“一人”在理论上就是皇帝。皇帝的权力就是“皇权”皇权是一最权力，也是一绝对权力，是不受制约和毋庸置疑的。既然如此，则“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一人之下”又怎能再来一个“万人之上”？所以宰相制度终归要废除，贵族阶级也一定要取消。贵族阶级取消以后，政权就一定要向全社会开放。不但任命制一定会取代世袭制，而且科举制也一定会取代察举制和荐举制，因为只有科举制才最平民化，最少贵族气。结果，自然是造就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同时，它也造就了一“官僚的政治”因为填补贵族权力空白的是朝廷任命、平民的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