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谁又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

非我师所能抵御”但这话不能说，至少不能公开说，不能对皇帝说，对朝廷说，也就只好撒谎。

但也只是在私函中说说而已。

怡良其实是把事情看透了。他在一封私函里说：“夷务不可为，闽事更不可为，兵不可撤又不可留，真无如何！”

对此，茅海建先生有一个总结。他说：“在粤、闽、浙、苏战区四省中，负有实际责任的官员都变成了主‘抚’者，再也找不到主‘剿’者了，就像我在非战省区也同样找不到主‘抚’者一样。”其原因，他认为是战区的地方官负有实际责任，由不得他们像非战区的官员那样可以不负责任地大唱调。我认为还有一也很重要，就是战区的地方官临其境，比谁都清楚“夷务不可为”大清帝国在这场战争中本就没有取胜的希望！

于是，不负实际责任的就唱调，负有责任的就说谎话。可见，谎言与调，是一枚币的正反两面。谎言之前必是调，调之后必是谎言。谎言往往是调来的。由此得的结论也很简单：要想杜绝谎言，必先从杜绝调始！

实际上，几乎所有亲接前方战事的官员都有一个由“剿”而“抚”、由“鹰派”而“鸽派”的过程。怡良如此，颜伯焘如此，琦善、伊里布、杨芳、奕山，以及后来场的耆英、鉴，也如此。耆英在盛京将军任上、鉴刚刚任两江总督时，也都是唱调的。但等到耆英行至浙江、鉴兵败吴淞后，两个便变成“主抚派”的尖人了。

问题是他们谁都不说。因为谁说谁是“汉”谁说谁是“臣”谁说谁是“卖国贼”！要知，他们毕竟是帝国时代的人。帝国是一没有言论自由的制度。它在每个人的脑里都设定了一个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的程序，也设定了一个保持“舆论一律”的基调。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基调就是：大清帝国是盖世无双的，大清江山是固若金汤的，大清军队是战无不胜的，而大清皇帝是永远圣明的。因此，一切来犯之敌都是应该而且可以“迎痛剿”的。是啊，大清帝国是“天朝上国”那英吉利则不过“蕞尔岛夷”！“夷”已不足畏，何况乎“岛夷”？所以，谁要说“夷务不可为”那他就必是“汉”无疑！

和颜伯焘相类似的官员将领不在少数。比如接替颜伯焘继任闽浙总督的广东巡抚怡良就是。怡良曾是林则徐的密友，一纸弹劾琦善的奏章使他名满天下。但是很快他就不唱调了，还和杨芳一起向英军妥协。就职闽浙后，光皇帝曾下令要他攻鼓狼屿，怡良却奉违一再敷衍。他对手下说：你们只许严防死守，不许贪功挑衅。如果我们这边开火“英夷”一定会“撤浙省之兵船来与我对抗”这样我们福建就等于是替浙江受祸了。怡良的官职是闽浙总督，浙江也是他的辖地。只因为浙江军务此刻不归他，便如此以邻为壑。借用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话，真不知“是何肺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