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芳和奕山也一样。

因此，杨芳和奕山几乎是一到前线就撒谎。不像伊里布，挨到最后才撒起谎来，效果当然不好。杨芳和奕山的撒谎可以说是有计划有步骤有预谋的，至少，也到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事实上杨芳刚到广州，清军就打了一个败仗，琶洲、猎德、二沙尾炮台沦陷。然而杨芳却在奏折里只字不提，仅虚笔带过，是英军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余里游奕”然后笔锋一转，大谈自己如何布防，宣称“可以仰圣廑”远在北京的光皇帝哪里知“省城相距十余里”是什么概念？又哪里知“游奕”是什么意思？只是觉情况尚好，于是在上谕中称“览奏稍纾忧念”

对此，茅海建先生总结说：“在其开始，伊里布还是诚实的。后来奏报与英方涉，虽不乏‘天朝’的大话，但大情节仍为可靠。随着光帝一攻克舟山的严旨，他的奏折越来越言不由衷，而获知其已被免差后，竟满纸谎言。”伊里布自然有伊里布自己的帐，但那“容不得半不同意见、求一致的政治制和君主作风”难不正是谎言的化剂吗？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伊里布的撒谎，其实是来的。

让这一小本可“尽数全歼”的“逆夷”逃之夭夭，你伊里布不是混是什么！

杨芳和奕山被派到广州之前，琦善已被罢免。这当然是杨芳和奕山的前车之鉴。何况同时还有一“明发上谕”在这谕旨中，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辜恩负国”和“丧失天良”光皇帝说，琦善“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况，妄称地利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事情很清楚，既然如实陈词是“危言要挟”实事求是是“辜恩负国”实话实说是“丧失天良”那么，杨芳和奕山除了撒谎、编谎、谎，又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这是1841年3月6日的事。3月12日和3月17日，杨芳又再次上奏，谎称清军“大捷”杀敌无数，得光皇帝兴奋莫名，谕令正在途中的“靖逆将军”奕山“一俟大兵齐集，即设法断其归路，痛加剿洗”光皇帝的上谕是4月2日发的，而事实是，早在3月18日，英军便肆于省河，广州城岌岌可危。于是，杨芳便只好在3月22日和广州将军阿阿、广东巡抚怡良联名上奏，请求光皇帝批准恢复通商，理由是“逆夷”在我痛击之下“今俱不敢妄图”只不过“希冀照常贸易”而已。因此不妨“将计就计，冀其堕术中，于剿办或有把握”4月3日，等得心焦的杨芳、怡良又再次上奏，请求批准通商“暂作羁縻，以便从容布置，可期计万全”在杨芳等人看来，我军既然打了那么多胜仗，万岁爷该给个面了。

谁知光皇帝览奏然大怒。他的愤怒也不是没有理的：“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是啊，何必呢？

杨芳等人没有话说。因为他们不能说：“我们本就打不赢。不同意通商，别无路。”

于是只好接受分：革职留任，以观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