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装神鬼的把戏还上不了台面。它只能让嘉靖动心，不能让嘉靖动手。堂堂大明天，总不能公然下诏，说乩语如何因此必须如何吧！这就需要有机会，比如严嵩正好犯了什么事，或者正好有人弹劾他。机会也是说来就来。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五月某日，天降大雨，一个名叫邹应龙的御史（监察长）因为避雨躲一位太监家，听到了“神仙”说严嵩是小人的事。邹应龙一听就明白，严嵩的好日到了（帝眷已潜移），于是连夜修成《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上奏朝廷。疏文指控严世蕃贪赃枉法、祸国殃民，应死刑；严嵩溺恶、受贿权，应予斥退。嘉靖也很快批复：严嵩给米百石，退休回家，严世蕃发雷州充军。去年一场大火，烧掉了严嵩的圣眷；今年一阵大雨，又浇灭了严嵩的权势。这可真是“火无情”

沈炼和杨继盛可以瞑目了，历史也终于实现了“实质正义”尽方式是如此荒唐。

其实蓝行哪有什么本事。他的本事是和太监合伙作弊。扶乩的过程是这样的：先由皇帝把要问的问题写在纸上，然后由太监带到扶乩的地方焚烧，请神仙用乩语回答。如果不灵，就要怪太监污秽不洁，神仙不肯降临。太监当然不愿意背这个罪名，就在焚烧之前先偷看皇帝的问题，然后告诉蓝行，这样自然就灵了。蓝行的乩语一灵，徐阶就可以手脚。比方说，徐阶知严嵩有密折呈奏，就让蓝行扶乩说“今有臣奏事”嘉靖问天下何以不治，乩语就说：贤臣没有得到重用，小人把持朝廷。再问谁是贤臣，谁是小人，答案也是不难想象的，自然说徐阶贤臣，严嵩小人。

这就是谋反了。于是，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朝廷下令将严世蕃捉拿归案。那时，严世蕃的儿严绍还在北京当锦衣卫指挥，立派人通风报信。严世蕃闻讯本想逃回雷州，谁知早在林的监视之下，刚一门，就被逮了个正着，随后被押解京，由三法司审理。三法司，就是刑（公安）、都察院（监察）和大理寺（最法院），其长官分别是刑尚书、都御史和大理寺卿。像严世蕃这样涉嫌谋反的大案，照例是要“三司会审”的。

严嵩倒了，但没有死。严世蕃也活得很滋。他并没有到雷州卫服刑，只在广东南雄住了两个月，就溜回家了。回家以后也不韬光养晦，反倒大兴土木，修建私宅。这就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注意。更糟糕的是，地方官注意严府，严世蕃却不注意，气焰十分嚣张。有一次，袁州府推官（专刑狱的官员，正七品）郭谏臣到严府公，严府家非常无礼，公然不把他这个朝廷命官放在里。郭推官咽不下这气，一状告到巡江御史（监察特派员）林那里。林也是一个想把严家置于死地的，正好手上也抓住了严世蕃的把柄——与罗龙文过从甚密。罗龙文是什么人？是倭寇王直的亲戚，而且和严世蕃一样，也是从放地私自逃回的。于是林上奏朝廷，状告严世蕃和罗龙文网罗江洋盗，私用违制车服，日夜诽谤朝廷，聚众四千余人“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

严世蕃二的消息轰动了京城。许多人额手称庆，都认为沈炼和杨继盛的冤案这回总算可以平反了。林和郭谏臣是这么认为的“三法司”长官黄光升、张永明、张守等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他们在判决书里，便大讲严嵩父如何迫害忠良，而且重提沈炼、杨继盛案。草稿送到徐阶那里，徐阶问，诸位的意思，不是想救严公一条命吧？黄光升几个都说，当然不是，恨不得立就杀了他。于是徐阶不慌不忙拿自己的稿，上面一五一十列举了严世蕃的“反迹”：什么住宅私拟王府啦，什么招募亡命之徒啦，什么谋为外投日本啦，什么串通里应外合啦，不一而足，而且说得有鼻有。蛊惑严世蕃在南昌称王的，是彭孔；挑唆严世蕃勾结黑社会的，是典楧；煽动严世蕃里通外国的，是罗龙文；协助严世蕃诱致外兵的，是信。黄光升等人一看就明白了，立即照抄上奏。结果，皇帝在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三月二十四日下诏，以“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判严世蕃死刑。而且，据徐阶的意见，并没有“秋后决”而是“亟正典刑”

办法是请神仙帮忙。徐阶知，嘉靖边是不能没有士的。他最信的士，先是邵元节，后是陶仲文。但邵元节早在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仙逝，陶仲文也在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升天，于是徐阶便向嘉靖推荐蓝行。蓝行是山东士，本事是会降紫姑扶乩。紫姑是何方神圣呢？是厕所的。大家不要小看这厕所。内急的时候找不到厕所，比肚饿了找不到饭馆还严重。所以紫姑的乩语最灵。蓝行会降紫姑，自然本事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