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此。”就是说一个国家最糟糕的是什么？能够提意见的人其实并不狂，但是如果做决策的人他糊涂，这就糟糕了。所以说汉文帝是政治家，他是清楚的，他很清楚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建议没有狂不狂的问题，什么建议你都可以提，但是决策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决策不能不英明。这个道理文帝懂，但景帝不懂。景帝不懂的结果是什么呢？他采纳了晁错的削藩策，而且还让晁错自己来主持这项工作——这一下子麻烦就大了。

为什么说让晁错来主持削藩是不对的呢？削藩不正是他的政治主张吗？他提出这个政治主张就让他来推行难道不是很合适吗？

我们先要看削藩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对于这件事情，宋代的苏轼，也就是苏东坡，他有一篇文章叫《晁错论》。《晁错论》的一开篇，苏东坡就提出一个观点来，他说，一个国家最困难的事情、最难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看起来天下太平而实际上埋藏着隐患，这个事情是最最难办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要怎么办呢？只有那些特别的、杰出的、优秀的人才可以担当这样的一个重任，而晁错不是这样一个人！也就是说削藩其事是其事，晁错其人非其人——削藩这件事情做是该做的，但是让晁错来做是不对的。按照苏东坡的观点，做这件事情要有三个条件：“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第一个条件是“知其当然”就是事先把这个事情想得清清楚楚，清楚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利害关系——我如果做的话可能会怎么样，我如果要做的话应该怎么样，全部把它想清楚了。晁错把削藩的事想清楚了没有呢？应该说他没有想清楚。我们看到他提出的就只是一个口号：“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就这八个字，并没有看到他做什么可行性研究，也没有看见他提出可操作的方案，他只是觉得应该这样做，其他的一切准备都是没有的，所以说晁错不具备第一个条件。

因此他也就不具备第三个条件——“徐为之图”“徐为之图”就是说到了最后，即事情的紧要关头，你有足够的智慧和办法慢慢地、不动声色地来处理问题——晁错也不具备这个条件。

更重要的呢，他也不能做到“事至不惧”就是事情来了以后不害怕。因为你要做的事情非常困难，尤其是大家都不能接受、都不能相信、都不能同意的事情，你硬着头皮硬要做，这叫“冒天下之大不韪”你应该预计到一旦发动以后会引起强烈的反弹，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麻烦。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做到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神闲气定，然后“徐为之图”——这一点晁错也没有具备。吴楚叛乱以后，晁错自己也蒙了，可以说是景帝和晁错君臣俩都蒙了。虽然他们有一些思想准备，讨论过这个问题，说削藩以后他们会不会反呢？晁错说，不管他的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反正是要反的，管他呢！汉景帝说，是啊，是要反的，我们就搞他一下！这会儿吴楚反了，两个人说，真反啊？他们还真反啊？没有主张了，完全没有主张。

这个时候晁错出了两个馊主意，正是这两个馊主意，直接把他自己送上了断头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