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讲。自古江南多才子，两湖也不含糊，唯楚多才。为中国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南方人不比北方人少，二十世纪就更是如此。政治上不用说，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都是南方人。文学这边，鲁（鲁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巴（巴金）、老（老舍）、曹（曹禺），北方也就贡献了个老舍。

北方的优势主要是政治上的。万岁爷、宰相府，中央机关各部院都在北方，各地地方宫也都是从北方往南方派。他们要说官话，打官腔，就不能坚持再说“鸟语”于是“南北之争”就变成了“官民之争”中国在历史上可是个“官本位”的国家“民”岂能斗得过“官”？政治上的优势再加自身的优越性，北方方言自然风卷残云般地便占有了使用汉语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占领了汉语地区的四分之三。

北方又赢了。

八、南征北战

就在北方方言从华北大本营出发，大举北上（东北、西北）南下（西南、中南）的同时，南方方言也在节节败退。

南方方言区，主要在江南、华南，以及东南沿海一隅。就这么一点点地盘，也不容易守住。西晋末年以前，江南一带是清一色的吴语区，建业（南京）更是吴语重镇，可是后来呢？南京也好，镇江也好，当涂也好，都变成北方官话区了。因为王室南移，偏安江左了呀！别看这些北方士族和流民是避难来的，来到南方，依然“倒驴不倒架”不但不跟着南方人学南方话，还要看不起南方人。士族之间，必须说洛阳话，就像当年俄国的贵族见了面必须说法语一样，谁不说谁没面子。东晋宰相王导，为了笼络南方士族，常常说一点吴语，竟被北方士族耻笑，说王导的本事也就是会学鸟叫。南方人原本可以抗议的，但一来民告官总是告不赢，二来北方人也太多。建业（南京）城里不用说，京口（镇江）和姑熟（当涂）也变成了北方移民的“侨乡”分别叫“南徐州”和“南豫州”你想这南京变成了洛阳，镇江和当涂变成了山东和河南，那江南还是江南吗？所以现在的宁镇方言，和苏（苏州）、锡（无锡）、常（常州）的吴侬软语，竟是“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吴语也不是没有“反攻倒算”过，比如它也曾北上侵入江北的南通、启东、海门、靖江、如东五县，但那是后话，也是特例。通例则是南方人也好，南方话也好，都往更南边跑。吴语也一样，先是从吴国的苏州、无锡和越国的绍兴、诸暨这两个中心往苏南、浙北扩张，后来又跑到浙西、浙南，最后干脆跑到福建，成为闽语的渊源之一。吴语一跑到福建，就安全了，不像在江南时那样老是被别人同化骚扰，所以吴语的原始特征，不保留在吴语里，反倒保留在闽语中。

闽语也好玩，它也往南跑，不过是跳跃式的。比如闽南话，先是“流窜”到潮汕地区，然后沿着粤东海岸往前跳，跨海的跳到台湾，走陆地的一路跳过广东，一跳跳到海南岛去了。如今海南岛一大片地方，说的居然是闽南话，而这两个闽南语方言区之间，竟隔着一大片粤语区和一片客家方言区。

客家也跑了好几次。客家方言在两宋之际定型以后，又从赣南闽西出发往别处走，弄得南方一百多个县都有客家人，也都有客家方言岛。吴楚分界之处被赣语一刀插进，湘语则被挤到了一个小角落里。面对北方官话的咄咄逼人之势，南方本来就招架不住，哪经得起这么折腾？结果弄得跟藩镇割据似的。就连北方官话随着移民南下，也都各自“走失”有的融入闽粤，有的变成客赣。

这就是南北之别了，北方方言是扩散的，南方方言则是流窜的。扩散的结果是相互融合，流窜的结果则是各自为政。所以，就外来语与原住民土语的关系而言，北方有点像水和面，南方有点像水和油，水和面弄到一起，开始也一塌糊涂，但揉着揉着，也就不分彼此；水和油兑起来，你就是再搅和，那油珠子还在水面上漂着。难怪南方有那么多孤苦伶仃的方言岛。比如南宁市区讲粤语，郊区却讲平话（宋朝时平南军讲的山东话）。苏南的溧水县也很有趣。吴语和官话的分界线从这个县穿过，结果溧水人就喜欢听两种戏：一种是吴语系统的锡剧，一种是官话系统的黄梅戏，对越剧则不感兴趣。海南岛南端的崖县更好玩，一个小小的崖城镇，居然讲三种话—闽南话系统的海南话，粤语系统的“迈话”和北方方言系统的“军话”福建境内，则有浦城县北的吴方言，南平市镇的土官话，长乐琴江的旗下话，武平中山的军家话，真是五花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