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专家，管不了那么多。

李春城又问，现在怎么就有兴趣了呢？

我说，也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发现你们并不是只做了这一件事。除了城乡一体化，还有基层民主建设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第二，就是发现你们这三件事颇受人民群众好评。你们搞“城乡一体化”农民拥护，说“现在城市是我们的了”你们搞“基层民主建设”群众赞成，说“现在书记是我们的了”你们搞“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市民和企业表扬，说“现在政府是我们的了”三个“是我们的了”这就有了第三个原因，就是我还发现这三件事其实是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这就很有些意思了。所以我就一头扎了进去，想弄个究竟。

李春城笑问，弄清楚了吗？

我说，有些眉目吧！

李春城说，愿闻其详。

我说，还是先把你们这三件事简单梳理一遍。你们这三件事，我都看做“故事”叫“成都故事”这三个“故事”我也都有命名，一个叫“突出重围”一个叫“夯实基础”还有一个叫“再造生机”

李春城笑问，这都是什么事？

我说“突出重围”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什么叫“重围”？就是问题成堆，积重难返。“三农”问题就是。现在不是有“社会经济发展不够协调，城乡发展不够协调，区域发展不够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够协调，收入差距拉大”的说法吗？这四个“不够协调”一个“差距拉大”几乎全都与“三农”有关，城乡差别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你们的办法，则是按照科学发展观，利用城市快速发展这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把农村和城市看做一个可以也应该共同繁荣的整体，捆绑起来发展，用城市化来带动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富裕化和农村的文明化，岂非“突出重围”？

李春城说，这算一个。第二呢？

我说，第二个故事是“夯实基础”什么基础？执政基础。怎样夯实？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基层”二是“民主”民主为什么重要？因为只有民主的政府才是稳定的，只有民主的政权才是稳固的。基层又为什么重要？因为基层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因此政权的稳固必自基层始，基础的夯实必由民主生。你们搞基层民主建设，算不算“夯实基础”？

李春城说，这也算一个。第三呢？

我说，第三个故事是“再造生机”谁的生机？政府的生机。为什么要再造？因为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法治，就是“由法律来规范”而非“由权力来支配”所以，市场欢迎法律的严格规范，拒绝权力的越位干预，更不用说非法干预。同时，政府的职能也变得很明确，一是制定规则，二是维持秩序，三是提供服务。不过这样一来，原先的许多办法、做法和想法就行不通了，得“再造”才行。实际上，据我所知，你们也确实进行了一系列的“再造手术”包括清理审批项目、规范服务流程、建立政务中心、实行质量检测，切实把政府不该管、管不了、实际上也管不好的事情交出去，把政府的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结果是企业活了，社会活了，政府也活了，是不是“再造生机”？

李春城莞尔一笑，不置可否。

我接着说，所以，我对你们这三件事，也各有一个说法。

李春城问，什么说法？

我说“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原因之一就是过去的许多办法治标不治本，你们则试图标本兼治。因此我把你们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称为超越城乡二元结构障碍的“治本之策”

李春城问，第二呢？

我说，民主不是少数人的事，它是全体国民的事。只有当基层民众都积极介入其中时，这个民主才可能是真实的，这个政权也才可能是稳固的。这就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在尽可能多的时候参与到民主化的进程中来。这可以说是共和国长治久安的“固本之计”

李春城又问，第三？

我说，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就应该说是给人民政府注入新鲜活力和运作动力的“强本之方”了。

李春城沉吟道，治本之策，固本之计，强本之方，中天先生过奖了。

我说，倒也没想刻意拔高，更不是说你们就做得尽善尽美，只不过想把话说透彻一点，增加一点力度罢了。因为在我看来，你们这三件事，其实是带根本性的，而且有关联。三个故事，三个说法，三个关键词。

李春城问，哪三个关键词？

我说，科学、民主、法治。城乡一体化对应着科学，基层民主建设对应着民主，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对应着法治。当然，这种对应也不是绝对的，三件事情中也都有这三种精神。比方说，城乡一体化就意味着科学统筹、民主实施、依法规划，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包含着民主决策、依法选举、科学测评，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则体现着依法行政、科学规范、民主监督。总之是科学、民主、法治。这是全人类追求的普适价值，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嘛！

李春城歪着头看我，没说什么。

我原本就没打算他表什么态，便接着说，当然，我不能肯定你们当初就是这么想的，但结果却是如此。实际上，管理国家的事，只要做得对，就一定会体现出科学、民主、法治的精神，因为这是普适价值么！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么！那么，不管在什么地方，它们都会体现出来。所以，我还想把你们的实践，你们的经验，再概括为一个说法。

李春城问，什么说法？

我说，成都方式。

李春城问，为什么是“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