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以前是由组织部和纪检委来做的，今后也仍然要由他们来做。但组织部和纪检委的眼睛再亮，也有限。这就不妨在有条件的时候和地方，用适当的方式邀请人民群众或者他们的代表来帮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万人喝彩；贪污腐败，违法乱纪，千夫所指。这样一来，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得到人民群众肯定的干部则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显然，这种考核方式和舆论力量，有可能在基层的政治生活中形成良好导向和良性循环。

何况新都区在改革试点时，还尝试着明确了党员群众的质询权和罢免权。党员有权对本乡镇党委进行询问。如果对方不答复，或者对答复结果不满意，可以质询。对那些有严重问题（比如思想素质差，违法乱纪；责任心不强，长期履职不到位；作风简单粗暴，严重伤害大多数群众利益；管理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党委书记，还可以提请罢免。当然，这里面也有一系列的规定和程序，并不是动不动就可以询问、质询、罢免的。但不管怎么说，基层民主权利的运用已不限于“任”还包括“免”了。也就是说，群众能够把乡镇党委书记“选上去”也能够在换届时把他“选下去”或者在任期内把他“罢免了”这是一整套完整的民主程序。

当然，开放三会、全委票决、公推直选和民主测评，是有区别的。开放三会的改革着眼点主要在“由内而外”全委票决的改革着眼点主要在“由少而多”公推直选和民主测评的改革着眼点主要在“由官而民”也就是说，开放三会的改革方向，是由不公开决策变成公开决策；全委票决的改革方向，是由少数人“选官”变成多数人“选官”；公推直选和民主测评则是由“官选官”、“官评官”变成“民选官”、“民评官”一则着眼于“内外”（公开不公开），一则着眼于“多寡”（少数与多数），一则着眼于“官民”（官方与民间、上级与基层），真可谓多层面多角度立体式的改革。

其实这三个方面是有关联的。实际上，只要坚持“多数人选择”的原则，就一定会“由少而多”也一定会“由内而外”、“由官而民”因为“官”总是少数“圈内”和“上级”也总是少数；而“民”（群众、民间、基层、下级）一旦参与进来，不管进来多少“门窗”便都不再关得住。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政治必定是公开和透明的政治。反过来也一样。只要政治生活真正是公开透明的，就一定面向大众，也一定面向基层。因此，民主政治建设必自基层始。

事实上，成都在进行基层的制度完善和政治建设时，所有的尝试，全部都在区县和区县以下展开和进行，其中有的涉及区县一级，有的仅限于乡镇和村。区县做的，乡镇一般都做，如民主测评；乡镇做的，有些事情区县就不做了，如公推直选。所以是“基层民主”

基层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基层是基础。我们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从中央到地方有多个层级。在这样一个国家执政，不能不看重地方，注重基层。这就好比一座高楼大厦，越是高耸入云，就越是要打好地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必须着力夯实。

成都所做的一切，意义正在于此。比如公推直选，就用心良苦。公推直选是仅限于乡镇党委书记的。乡镇党委书记的产生方式，过去的常规做法是上级党委提名，代表大会选举。这种做法，既体现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又体现了“党内民主”的原则，从理论上讲并无不妥之处，从实际上看也并非问题成堆。那又为什么要改革？依我看，恐怕就是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两个原则。我们知道，所谓“公推直选”是由两个环节构成的，即“公开推荐”和“直接选举”公开推荐并非不要上级党委的领导，只不过领导的方式由“指定”变成了“指导”乡镇党委书记也和过去一样，仍然是选举产生，只不过由“间接选举”（代表大会选举）变成了“直接选举”（党员大会选举）。所以，这种改革，不是“改变”而是“完善”或者说，改善。

那么，这种“改善”又有什么意义呢？窃以为意义很是不小。比如“指定”变成“指导”表面上看只不过一字之差，其实却是执政方式的高明转变。因为相对“指定”而言“指导”的成本更低，风险更小，效益更大。我们知道，执政即掌握领导权。领导是干什么的？掌握方向，把握时机，制定政策，决定方针，并不需要事事都亲力亲为。至少，用不着连乡镇党委书记这样的干部，也要由上级指定。当然，乡镇党委书记也是领导干部，领导干部的选拔确实应该慎之又慎。如果用人不当，虽非后患无穷，也是麻烦不少。然而惟其如此，才应该采取更为保险的办法，这就是让基层帮助上级、党员帮助党委来选。乡镇党委书记是直接和人民群众打交道的，是所谓“亲民之官”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就是说，群众对他们，很可能比上级党委更熟悉。让广大群众和熟悉的人帮助上级党委来选拔，来考核，是不是更靠得住些？如果更靠得住，岂不是成本更低风险更小？成本更低风险更小，岂不是就意味着效益更大？至少，在实行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的地方，干部还是党委在管，但管得更加轻松自如；书记还是党员在选，但选得更加放心踏实。群众放心，上级放手，岂非长袖善舞？放心而不放纵，放手而不放任，岂非游刃有余？

何况还有另一种无形效益，这就是提高了执政党的威望。何以言之？因为乡镇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表明执政党对群众有信任对自己有信心。有信心就敢公开推荐，有信任就敢直接选举。当然，这种方式，只能仅限于乡镇党委书记的产生，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合适，原因以后再说。但必须指出，区县和区县以上党委书记的产生，虽不宜像乡镇党委书记那样直接选举，却仍然可以借鉴公推直选的某些做法，尤其可以而且应该发扬其中的民主精神。民主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观念。做法可以各异，精神却是一致的。这就叫“事不同而理同”

我说的这种无形效益也是有例可证的。最近，有一家规模很大、很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选择在新都区投资，原因是新都区乡镇的干群关系特别好。许多地方的农民都对乡镇干部敬而远之，新都区的农民却帮党委书记说话。为什么呢？就因为书记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是“我们的书记”其实，这正是民主的精髓所在。什么是“民主”？“民主”是针对“君主”而言的。君主制的本质是“主权在君，君权神授”民主制的本质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我们是人民共和国，我们也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的。但我们又是一个君主制历史漫长，民主制经验不足的国家，基层民众对于民主仍不乏陌生感。因此，有必要让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受“主权在民，政权民授”的民主精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己确实是在当家做主。只有当他们有了这些实实在在的切身感受时，他们才会对民主充满信心，才会和执政党、和政府休戚与共，血肉相连。所以，多一些“我们的书记”、“我们的镇长”既有利于政权的稳固，又有利于民主的进程，岂非利国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