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对允也毫不留情。元年(公元1723年)，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胡土克图到北京拜谒康熙灵堂，不久病死。哲布尊丹是黄教(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这样一位政教合一的民族领袖病故在京，当然要派一位王爷去送行，雍正便派了允。允不去，说是没钱买。及至发，走到张家就不走了。雍正见此光景，便把这个难题给总理王大臣允，命其议。允建议勒令允继续前，并责罚不行劝阻的长史额尔金。雍正却说，允不想去，何必非要他去？额尔金的话他原本不听，责罚又有什么用？允没有办法，只好着奏请革去允王爵。雍正这回当然“照准”于是允便被革去郡王世爵，调回京师拘禁，又查抄了他的家产，不过此公获罪虽早，却也因祸得福。变成了“死狗”雍正不再下毒手整他了。

允被削去王爵后，便被派到遵化去为康熙守陵。这一去就是十三年，实际上是被禁在那里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允是雍正的同母兄弟，又是他的死对，杀不得也用不得。杀了他，舆论上通不过，太后那里也不好代；用他吧，他又只会捣，决不肯合作的。把他留在京城闲置，也不行。他嗣位的呼声那么，难免会有人向他靠拢，给他献策，为他奔走，帮他，没准真个“在野党”来。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他打发到景陵(康熙之陵)去，与世隔绝，想闹也闹不起来。

允被打发到遵化，允则被打发到西北。允请求过了父皇百日再走，雍正不准，他上路。允到西北后，又被安排在大通(今青海省大通县东南)。孤城一座，兵士若，名为保护，实则监视。这样熬到二年(公元1724年)二月，允终于被宗人府参了一本，说他“抗违军法，肆行边地”应予革去贝爵位。他的境，其实已和充军无异。

这就是存心寻衅闹事了，雍正当然不能容忍。容忍了允，不但自己面不存，国家的统也不存。因此，雍正就毫不客气地取消了允的王爵。

这策略，只要是玩政治的人，没有不懂的。允当然心里明白，而且想得更。他认为这是抑先扬之法：先把你捧得的，再狠狠地摔在地上，那才是爬得跌得痛。允封王，妻族来贺，他的福晋(正妻)乌雅氏说，有什么可喜可贺的，不知哪一天要掉脑袋呢！允自己也对朝中大臣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阿尔阿松甚至不敢接受刑尚书的任命。因为刑是个是非之地，阿尔阿松害怕雍正是想用这个职务来杀害自己。所以，雍正再封官赐爵，他们也不领情。

康熙刚一去世，雍正就任命允为总理事务大臣，和允祥、齐、隆科多一起组成看守内阁，旋即将其越级从贝勒晋封为亲王，兼理藩院和工。允的儿弘旺被封为贝勒，在诸皇侄中，地位之，仅次于废太允之弘皙(爵位为郡王)。允的母舅噶达浑，也被削去贱籍，升格为旗民，赐世袭佐领职务。允的党羽苏努、佛格、阿尔阿松(阿灵阿之)、满都护、佟吉图等，也都加官晋爵，弹冠相庆。可以说，允、允、允遭受打击的时候，允及其追随者却青云直上，红得发紫。

雍正对允的打击，经过了心的策划。

亲弟弟，拉锡是个下贱的才。才对王爷动手动脚，成何统！如我有不是，请皇上分。如我并无不是，请皇上杀了拉锡，以正国。

事实上雍正也一直在找允的茬。比如元年十一月，雍正在讲居丧不用过奢时，便捎带着指责允昔日为母妃丧时过于奢靡，是“伪孝矫情”讲丧事从简是对的，但拿一个亲王、总理大臣来反面教员，就让允在朝臣中很没有面，实际上是拿他开涮，故意叫他丢脸。更让允到寒心和伤心的，是在九月份。雍正借太庙更衣帐房油味煮蒸，竟然罚主工的允在太庙前跪了一个昼夜。这小事，多罚到一个科长，何至于罚王爷？显然是雍正毒忌刻的心理在作怪。不难想见，跪在太庙前的允，一定是打落了的牙齿和着泪往肚里咽，说不的酸楚，说不的委屈，说不的悲愤加，说不的怨天尤人。的确，他没法想通，为什么像他这样众人拥的“贤王”不能当皇帝，还非

现在，允禁在遵化，允发在西北，允囚禁在京城“八爷党”的骨分都已动弹不得，雍正可以对允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