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却正好相反。他知人才的重要，也清楚自己的分量。“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何况他背景、资历、地位、实力都不如别人。因此他需要大批的人来帮助他、支持他，尤其是要争取门世族的人来合作，以资号召。能帮忙最好，帮凶、帮腔，哪怕帮闲也行。有才的要，有名的要，徒有虚名的也要。总之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端的称得上是“求贤若渴，才如命”就连敌营中的人，他都要设法过来为自己所用。他手下的五员大将，就有三员来自敌营：张辽原是吕布将，张郃原是袁绍将，徐晃原是杨奉将，乐和于禁则是他亲自从底层提起来的。正所谓“于禁、乐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谋臣中也有不少来自敌方。许攸从袁绍营中来投奔他，他光着脚来迎接。古礼，跣足是对于对方的极大尊重，不一定是“来不及穿鞋就匆忙迎”

曹很早就意识到，正义的旗帜和锐的队伍是克敌制胜的两大法宝。还是在起兵讨董卓的时候，袁绍曾问过曹，如果讨伐董贼不能成功，你看哪方面能我们的依靠和凭据（方面何所可据）？袁绍自己的回答是：南据黄河，北占燕代（泛指今河北北和山西东北一带），兼领戎狄（指乌桓），南向以争天下。曹却淡淡地说，照我看，任用普天下的智能之士，用正和正义来统帅他们，就左右逢源无所不可！在这里，曹利用汉语词汇的多义，表达了他与袁绍不同的政治见解。袁绍问“方面何所可据”这个“方面”可以理解为地理位置，也可以理解为政治条件；据，则既可理解为据，也可理解为凭据。如此，则曹的话就可以理解为：只要依靠正义和人才，什么地方都是据地。曹的见识，已明显地于袁绍之上。这也是曹后来与袁绍逐鹿中原时的态度：你打军事地理牌，我打政治人材牌，咱哥俩就玩他一把好了！

曹能这样，是因为他知人才的宝贵。

蒯越和刘琮一起投降，他说兴的不是

天以令诸侯”才刚刚三年，天下不服的人不可胜数。他自己在社会上的名声也不太好。后来陈琳代袁绍起草的讨曹檄文，就把他骂得狗血淋，说他从来就不讲德，只不过鹰爪之才，甚至说“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烈无之臣，于为甚”简直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坏大氓。此类文章，历来是加之罪何患无辞，其中难免诬蔑不实之，但有些事，恐怕也非空来风，曹自己也有难辩，说不清楚的。因此，他实在很需要有一个机会，来展示自己的博大怀和尚情；很需要有一个典型，来证明自己的容人之量和仁之心。张绣此时送上门来，真使他喜望外。因此他不但尽释前嫌，而且始终如一地对张绣信任有加，给予的封赏也总是超过其他将领。对于贾诩，曹更是既激又欣赏——激他雪中送炭，曹曾激地对贾诩说：“使我信重于天下者，也。”欣赏他谋略过人，因此就连立储大计，也要与贾诩密谈。这就不再是为了示人以德，而是真诚地引为知己了。如果说，谋臣之智，首在“审于量主”（能够审慎而准确的选择自己的服务对象）这是曹另一位谋士郭嘉的话。那么，君主之明，则首在“知人善用”应该说，曹和贾诩都成功地到了这一。他们的合作，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成功的范例。

贾诩为曹氏集团服务了两代人，在文帝曹丕朝官居太尉，七十七岁去世，谥曰肃侯，结局比某些曹自己营垒里的人还好。

袁绍当然不是曹的对手。他的优势，是位而势众。可他政治上短见，军事上弱智，组织上低能，有了机遇也抓不住，有了人才也不会用。袁绍那边是很有些人才的，有的平还很不低，比如沮授、田丰。沮授劝袁绍“挟天而令诸侯，蓄士以讨不”同玠“奉天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的建议几乎如一辙。田丰则更是策无遗算，料事如神。可惜，这些人才全都没被他真正尊重过。田丰被关了起来，沮授被晾了起来，许攸气得投奔了曹，剩下的那些货，不是缺德（如郭图），就是少才（如审），要不然就是一介武夫（如颜良、文丑）。最后，武将中最有谋略的张郃（音合），也因袁绍的拒谏和郭图的诬陷而投奔了曹，终使袁绍全线崩溃，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