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像玻璃眼球一般无神了，动物的理解力与人的理解力的区别就在于，动物的理解力只局限在过去和现在，不能推想和算出未来。而这里就有一件未来的、将发生的事，这个迟钝的动物心怀绝望的痛苦也感觉到了，这是冲着他来了，这他是击不退、斗不过的。

这个骄傲专横的被惯坏了的潘托为这场徒劳无功的斗争耗尽了精力。在他屈膝投降以前，事情整整延续了六个月。我感到奇怪的是，他竟在斗争中放下了武器。在那个夏日的晚上，我丈夫在房间里独自摆纸牌的时候，我又在花园里坐了坐，突然，我感觉有一个热乎乎的东西轻轻地怯生生地偎依在我的膝头。那是潘托，自从那次损伤了他的自尊心以后，他已经有一年半没迈进我家花园半步了，现在当他惘然若失的时候，他又寻求我的保护来了。前一阵子，在那几周里别人都怠慢他的时候，我顺路总喊他一声或摸摸他：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他在绝望的时候想起了我，他抬起目光朝我望着，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急切的恳求的目光。甚至可以说，在灾难深重的时刻，一个动物的目光会变得比一个人的目光还要恳切，还要会说话，因为我们的大部分感情和思想都是通过语言表达的，而动物则不得不把他们的语言全部挤压在瞳孔里来表达一切。除了当时在潘托的难以描述的目光里，我还从没见过一种窘困这样感人，这样绝望，他一边望着我一边用他的前爪轻轻抓我的裙边，哀求我。他在请求我，我对他的理解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你给我解释解释，我的主人为什么跟我作对，他们大家为什么跟我作对？家里发生了什么反对我的事？帮帮我吧，告诉我：我该怎么办？”面对这样感人肺腑的请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情不自禁地抚摩他，用半个嗓音喃喃地说：“我可怜的潘托，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必须适应这个变化，正像我们必须习惯于许多事，习惯于许多糟糕的事一样。”我说话时，潘托竖起了耳朵，痛苦地紧皱眉头，好像要猜出这些话的意思。然后他焦躁地用前爪来扒，这是一种急不可耐的催迫动作，大概意思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给我解释一下吧！帮帮我吧！”但我知道，我帮不了他。我一遍又一遍地抚摩他，为的是让他镇静下来。于是，他深深地感到我不能给他任何安慰。他不声不响地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像来时一样无声无息。

潘托消失了整整一天，又整整一夜；忧虑紧紧抓住我的心，我想，假如他是人，他会自杀的。到了第二天晚上，他又突然出现，浑身是泥，饿着肚皮，像条野狗，身上有几处咬伤；他很可能是气得发昏时在什么地方跟别人家的狗打过架，但新的屈辱在等待着他。使女干脆不准他进屋，她给他送来满满一盆饭食放在门外，就不再理他了。这样粗暴的伤害是由特定的环境决定的，未必没有正当的理由，因为恰好碰上夫人的困难时刻到来，各个屋子里都是忙忙碌碌的人，林普利木然站在一边，无计可施，因为激动而不停地颤抖，助产士跑来跑去，有医生从旁协助，夫人的母亲坐在床边安慰产妇，使女忙得两脚朝天。我自己也过来了，我坐在餐室里等着，为了能在必要时帮一把。事实上，如果让潘托进屋，那只能出现一种令人讨厌的干扰。但这些道理他那鲁钝的狗的大脑怎么理解得了呢？这只亢奋的动物只知道，人们第一次把他赶出家门——赶出他的家门——就像赶走一个陌生人，一个乞丐，一个捣乱分子，只知道人们不怀好意地让他远离的那个紧闭的门后正在发生什么重要事情。他的愤怒是难以形容的，他用尖利的牙齿咬碎抛给他的骨头，好像这骨头就是那看不见的敌人的颈项。然后，他四处嗅来嗅去；他灵敏的嗅觉闻到，有一些陌生人闯进了这所房子——他的这所房子，他在泥灰地面嗅到他早已熟悉的踪迹，就是那个穿黑衣、戴眼镜的可憎的男人的气味。但在这里还有别的人和他联成一气，他们到底在里面干什么呢？这个异常兴奋的动物竖着耳朵倾听着。他耳朵紧贴着墙听到了细小的声音和很响的声音，听到了呻吟、喊叫和紧随在后的水的拍击声，听到了慌忙走路的脚步声，还听到一些东西被移动的声音，玻璃杯和金属相碰的声音——确实有什么事在屋里发生了，而他却一点也不明白。但他的直觉告诉他：那是他的对立面。就是这个对立面使他蒙受屈辱，使他的权利全被剥夺——这就是那个敌人，那个看不见的阴险、卑鄙、无耻的敌人啊，现在，他真的到位了。现在他是可以看得见的了，现在可以抓到他，终于可以用猎刀刺捕他了。这个强壮的动物的肌肉紧紧绷在一起，由于感情受了刺激而全身颤抖，他缩着脖子俯身躲在屋门旁边，准备等门一开就箭一般地冲进去。这一回可不能再让他从眼皮底下逃走了，这个诡计多端的敌人，这个篡夺他的权利和特权的人，这个和平的扼杀者！

总之，我们在屋子里没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太激动，太繁忙了。我不得不抚慰林普利，使他解除不安——这也不很省劲呀——医生和助产士禁止他进入通向寝室的过道；他怀着巨大的同情在这两个小时的等待中所经受的痛苦，也许比产妇的还要多。终于来了好消息，过了一会儿，就允许这个摇摆在欢乐和恐惧之中的丈夫轻手轻脚地进入寝室，去看他的孩子和夫人了。根据助产士事先的报告，那是一个女孩。他呆了很长时间，我们——他岳母和我——两个过来人，单独在一起亲切友好地交谈起来，各自回忆了许多往事。最后，寝室的门开了，林普利走出来，医生跟在后面。他托着襁褓中的婴儿，骄傲地让我们看，他托着她，就像一个教士托着圣体；他那张透着诚实、略显天真的宽大的脸，由于泛着幸福的光辉，显得很好看。他不停地流着眼泪，也不去擦一擦，因为他用两手抱着那个婴儿，就像抱着一个说不出多么宝贵的东西，一个一碰就碎的东西。对他身后的医生来说，这种情景早已司空见惯，他趁机穿上他的大衣。“我的事现在已经完了。”他笑着跟大家打招呼，然后随随便便地向房门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