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在这红墙禁地，身披绿袍、正襟危坐、左手捋美髯、右手持《春秋》的关帝雕像，以其凛不可犯之姿，更平添了大内中的威严。曾被称为“中国第一园”的圆明园，云飘碧空，绿溢幽径，亭轩错落，回廊曲折，假山叠翠，竹篁摇荫，喷泉溅珠，湖波潋滟…但在这样一座中西合璧、本是皇帝休闲的园林内，竟也建有六座关庙。这说明皇帝即使在游也豫也之时，亦不敢轻慢关公，以祈武圣佑其国祚…

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出，昔年京华春秋两度大祭关圣时，从二百余座关庙中飘出的那一缕缕紫烟，会将京都的天幕濡染得朦朦胧胧，冥冥淡淡，那些真正信奉关圣信徒们的心灵，当会被那紫烟驮着、举着，悠悠忽忽地飘进他们梦寐以求的天宫瑶池…

斯时，京都这般尊关，泱泱神州，处处也复如斯。《承德故关帝庙碑文》中记日：“关帝庙祀遍天下，各直、省、府、州、县，建祠设像，守土官吏岁时展谒，典礼视文庙。”此系指官方尊关，而大量地方史志无不佐证，明清时的中国，不论是汉文化圈内还是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不论是山陬溪畔，还是天涯海角，凡是有人群居住的地方，几乎村村寨寨都立有关庙。《天山客话》中载：“塞外虽二三家，必有关帝庙。”

如果说一座大的关帝庙就构成了一个小的信仰圈，那么星罗棋布于全国的关庙，则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疏而不漏的关公信仰网络。

神是早期人类蒙昧无知的产物。在旧中国，当神秘莫测的大自然呈示出种种异兆、人们茫然难得其解的时候；当巨灾大祸骤降善良的茅屋无辜的村落、处于弱势群体的百姓又无法抗御的时候；当外寇入侵烧杀抢掠、统治者只顾。酒地花天、手无寸铁的百姓只能望敌兴叹的时候；命运的缰绳一直不能攥在自己手中的芸芸众生，总是请出他们心目中的神。百姓辄以神的超力，作为脆弱文化心理的支架；也辄以神的超世关怀，来慰藉破碎呻吟的灵魂。笃信关老爷乃“青龙转世”的人们，自会把悲天恤民的关公当作心目中包打天下，神力无边的偶像。

遍览宋代以还的史乘方志，披阅明清以来的宣卷稗说，采撷轶散民间的传闻，有关关公“显圣”的记述及碑文，俯拾皆是。如果将之搜集起来编纂成册，简直可以堆成一座书山。大而言者，关圣常能降妖护国、平寇破贼、除瘟禳灾；小而云者，极富人情味的关爷更能体恤忠孝、断决疑案、掖善惩恶、示医疗疾、佐学举仕、佑人发财，甚至惠及黎庶的娘生日孩满月。

在《解梁关帝志》中，关圣“救水厄”的记载，被描绘得神乎其神：“(明朝)隆庆年间，广平府淫雨浃旬，山水暴涨，浸入东门，城中男妇嗷号，震天动地。顷见城上云雾中，关圣一脚踢倒城门楼，橹门以填实，略无罅隙，用是雍住水头，城得不没。”

明朝末叶，日倭屡犯我东南沿海，武圣伏倭的故事，被渲染得玄之又玄：嘉靖四十一年，倭寇狂攻福建仙游城之南门，门内有关庙，有人见关帝将城门锁住，匹马单刀与敌鏖战，倭寇辙乱旗靡，一败如水。俟守城官卒入庙祭拜时，但见关帝像汗水涔涔…同年，倭寇数度滋扰江苏太仓，太仓城内，亦有关庙。每当寇来“城内白雾漫空，如有神护”令倭贼杯弓蛇影，趑趄不前…而关圣于鹏城(今深圳)近海，大胜东洋船队“一役”更被岭南百姓夸张得颊上添毫，勾魂摄魄：明时为御倭酋，鹏城设立军事城所。某年冬夜，月黑风高，一队东洋战船，从大亚湾偷袭鹏城。时鹏城军民已进入黑甜之乡，眼看日倭下船登岸，鹏城即遭血洗。忽然，立闪裂空，惊雷滚地，豪雨似瀑，梦中军民，悉被惊醒。众人仰望云端，只见赤面关公，龙盔虎靴，身跨赤兔马，左有白脸白袍白马的关平相伴，右有黑脸黑袍黑马的周仓相随，共率天兵天将，凌虚杀向倭寇船队，搅得海水呼啸，惊涛摩天。俄顷，日倭船队，帆折舟摧，葬入深海。须臾，天开云散，月朗风清，关帝驾返天宫…

一部中国近代史，写满了华夏民族陆沉的羞耻，兵败的屈辱。“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禁标”曾把轩辕子孙的尊严剥个精光；那一纸纸割地赔款的条约，曾像切菜刀般将四万万同胞的心削成碎片。面对列强残酷的洗劫、洋佬野蛮的屠戮，不甘为刀下鱼肉的中国百姓，在呼佛佛不应，唤道道不语的情状下，关圣成了他们惟一的保护神。

在抗日战争中，关帝在全国各地显圣的传说，又不绝如缕。据传，日军团山田司令率兵进犯解州时，曾数度炮轰解州关帝庙而不能击中。山田大惑，进庙拜关帝并抽签，卜问能否渡黄河直取西安。摇出的签上竟写着：“过河不难，兵马死完。”山田怒火中烧，抽刀欲砍关帝神像，刀刚出鞘便断为两截，这日军团司令骇得魂飞魄散，刚出关帝大殿，便倒地而死…香港出版的《武圣堂集》中，载有这样一则奇闻：1942年，日空军狂炸南宁，市民妇孺，多避入天主教堂，认为日军不会轰炸外国教会。谁知教堂亦不能幸免，炸弹当空而下。市民扶老携幼，冲出教堂往市郊疏散，日军飞机追踪射杀，并向人群中空投炸弹。但枚枚炸弹皆被电杆上的霉旧电线托住，未能着地爆炸。事后，有人说其亲眼看到，日机轰炸时，当空有一红面长髯骑马的巨人，将炸弹一一双手接住…

明末、清末、民初及抗战时期，那些难以历数的关公显圣战敌酋的故事，大都有发生的时间地点，目睹者有名有姓，有的甚至还是名人。但今日观之，我们敢断言它们无一不是当时的人们凭借想像力而杜撰的。明代倭寇偷袭鹏城时的帆折船沉，抑或是台风骤来所致；江苏太仓几度白雾弥漫免遭寇袭，大概也因气候因素。至于其他关帝显圣御敌的故事，抑或是有人故意假托虚言，来激励民众之斗志…

关羽在抗战时期，确实也曾起到过某种特殊作用。前些年，我在沂蒙山采访时，曾同当年山东纵队的几位老敌工人员交谈，他们皆说关羽的威名厉害，是当时瓦解伪军的锐利武器。那时，我军经常印刷关公“身在曹营，夜读《春秋》，心存汉室”的图像，秘密散发，并在关公像下印有这样的对联：“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驱时勿忘赤帝；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汉奸和伪军也是中国人，无所不在的关公信仰也曾烙在他们的“胎记”上，这就为争取他们存在着一定的可沟通性及可趋同性。作为人，他们当中除罪大恶极者和死硬分子外，关羽的震慑力，常能唤回他们尚未完全泯灭的良知。、也确有不少伪军因惧关公或投诚或反正，以求将功折罪…

综观关公在国难当头时的“显圣史”无疑是中华民族苦难史的一种缩影。有些传说虽然是那样荒诞不经，但它们仍不失为我们这个民族用屈辱和生命写就的一份特殊的带血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