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于这“秋野演唱会”的我，仿佛到内的宇宙与外的宇宙已为一，而外的宇宙是那样邃、玄奥、广袤、无穷。千百万只鸣虫鼓动着诗与音乐的翅翼，载着我的心灵在天地间自由翱翔…

大自然万万有的多样，简直达到了极为豪奢的程度，佛家要清净的“、耳、鼻、、、意”之六所产生的望，人类皆能从大自然中得以满足。

这天晚上8时许，我们乘车来到宁泗店镇乡间的田野里。

人人都有权利这样说：“大自然是上苍为我创造的。”而小小的蟋蟀，就是上苍派遣到人间的乐小天使。

演奏家们迷了，纷纷扼腕击节：这是天外的声响。

居的蟋蟀，常是昼伏夜，且只有雄蟋才有善鸣好斗的习。雄蟋为争夺住和情侣，斗多发生在夜间，日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人很难窥见。自唐天宝年间之后，忧怨女“畜蟋闻声”之风不绝。后人

斗蟋本是充满稚趣童兴、老少咸宜的游戏。凡是在山野间长大的孩，哪个不曾留下戏嬉蟋蟀的甜记忆。然而，斗蟋之风的盛行，同畜养蟋蟀一样，并非肇始于茅舍，而是发轫于廷。

蟋蟀的确是大自然最超的歌手。如果人类仅仅用它那妙的歌声来悦耳陶情，无疑会使人们品味到天人合一的愉。然而，我们的老祖宗最早发现了蟋蟀的斗，有人又将其斗用以赌博，这就给大自然中这可的小灵上，涂上了铜臭和血腥。

也许因蟋蟀家族最为庞大和兴旺，那“曜曜曜，曜曜曜”的鸣唱，此起彼伏。千百万只蟋蟀的鞘翅，如同纯银制就的一架架琴弦，它们演奏的声音，没有蝉鸣时的沙哑，更妙在它们知如何抑扬顿挫。这就使得蟋蟀们的演奏，既浑圆洪亮而又极富节奏。在这“秋野演唱会”上，蟋蟀家族既是最的领唱者，也是大合唱的主声。

三

遍览历代诗家咏蟋蟀的诗词歌赋，大都离不开一个“悲”字。就连遁佛门、四大皆空的明僧善持，也情难自禁地咏：“西风蟋蟀，切切动哀音。”

大半淋淋的月亮挂在中天，给秋野洒下朦胧的银雾，群星宛若亮晶晶的宝石，缀满幽远邃的天幕。片片玉米，块块金谷，垄垄瓜架，行行树木…一切都月夜的帷幕里。泥土的气，野草、菜蔬、庄稼散发的气味，汇聚成秋野特有的芬芳。我们坐在长满莠草的田埂上，侧耳谛听“秋野音乐会”此刻正渐佳境。无垠的原野里，似有千万个歌手同时亮开歌，它们有的，有的浅唱；有重音，有分合，组成了大自然的响乐。

那时，我在济南军区歌舞团任创作员。为反映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后的变，团里组织一台“放歌秋野”的演唱会。我同团里一作曲家和几位民乐演奏家，奉命赴宁采风。

在西方一些国家，无论是记述昆虫的典籍还是描写蟋蟀的文学作品，都将蟋蟀称作“芬芳土地的灵魂”“幸福生活的歌者”“大自然歌手中的天才领唱”同是一小虫的呜叫，西方的学者文豪与东方的人墨客，何以现如此大的落差，我猜想，抑或是因了我们这个国家历史上战频仍，兵连祸结，常会使得人们“时溅泪，恨别鸟惊心”；抑或是因了我们这个民族长期浸在孔孟之、五行等传统文化的河里，便也多了些屈原、杜甫式的沉郁之波，而少了些雨果、普希金式的浪漫之涛…

前些年我参加中作家对话会时，曾在国大地博馆内，看到宋人苏汉臣的《百图》。图上有七个垂髫小儿在斗蟋蟀的游戏。斗蟋场地的背景，是奇石垒叠的假山、莹的竹林、青翠滴的芭蕉。从场景上看，应是江南一望族舍中的园。一半在画内、半在画外的顽童，似在伏地捕蟋，地上摆有几只蟋罐和一方形斗蟋笼，一小儿半蹲于地、手执斗栅往蟋盆里倒虫，余下的娃儿们或立或坐或趴，悠然自得地望着倒蟋蟀的小伙伴…

唐人张乔在《促织》诗中，则这样唱：“念尔无机自有情，迎寒辛苦梭声。椒房金屋何曾识，偏向贫家下鸣。”诗人在向蟋蟀发为何不到锦门绣去促织、反到柴门蓬牖鸣个不停的质问中，既表达了诗人对贫富悬殊的愤懑，又对劳动人民寄予切同情。

作曲家醉了，连声称叹：这是上帝的歌唱。

这次宁之行的“秋野音乐会”令人销魂夺魄，在我记忆的回音上，留下了永难消逝的音符。

初秋的宁，绚丽缤纷的调令人目不暇给，到有金般的黄，翡翠般的绿，玛瑙般的红，宛如油画家心绘制的各块的大组合。

我看到两位白发盈颠的侨胞，在《百图》前久久驻足。从两位长者那留恋的目光和追忆的神情里，我读到了老叟们常有的“返童”

此画题额为《百图》，应有百，然画中仅有七童。我猜度，匠心独运的画家，定是将藏在罐中和匿于竹林丛里的小蟋蟀也计算在内了。因为稚童与蟋蟀都是大自然的宁馨儿。图中，稚童们那一双双眸里溢的纯净目光，和挂在张张小脸上的灿烂的笑，实乃人世间最完的诗句。

诗圣杜甫在《促织》诗中：“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草不稳，床下夜相亲。久客得无泪，放妻难及晨。悲思与急，激异天真。”耳听床下成双的蟋蟀发的鸣唱，久客他乡的杜，此时思亲的泪虽早已，但闻声生怀，还是依稀见到老妻夜难成寐的情景…读来令人同受，徒增忧伤和凄凉。

一天晚饭后，县文化馆的陪同者神秘地告诉我们，他要安排一场“秋野演唱会”来激发我们的创作灵。

宋人顾逢在《负暄杂录》中写：“斗蛩亦始于天宝年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顾氏之说，仅为一家言，并无史料佐证。在顾氏之前的五代唐废帝时的《天宝开元遗事》中，只记载了唐玄宗时女“金笼畜蟀听其鸣”的情景，而只字未提斗蛩之事。况唐开元年间，诗人迭，灿若星列，人间万象，市井百态，皆在诗家笔下得以淋漓尽致的表述。李隆基有斗之好，不仅史书多有记载，诗仙李白在《古风》中，亦有绘影绘神的描写：“路逢斗者，冠盖何辉赫；鼻息虹霓，行人皆怵惕。”而当时的民谣，则对廷大肆斗引发的社会弊端，作了无情的抨击：“生儿不用识文字，斗走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显然，民谣中的贾家小儿，因驯有方而得皇家垂青，白日升天，骤然暴富。倘若当时玄宗有斗蟋之瘾，史家、诗人、民谣，焉有不记、不、不讽之理。

康熙帝尤喜鸣虫，每年元宵节，除观灯、赏之外，与大臣一聆听蟋鸣是中一大娱乐项目。每逢设宴，人便将蟋蟀置于绣笼之中，放于宴厅之侧。听着声不绝耳的“曜曜”之声，康熙帝龙颜生辉，众臣也乐哉悠哉…

古今中外的诗人，总能从一朵鲜中窥见天国，于一滴珠里参悟生命。蟋蟀的呜叫，自然会成为中国历代诗人的审意象。晋人阮籍，唐人杜甫、孟郊、白居易，宋人苏东坡、杨万里等诗家，都对蟋蟀多有咏唱。因秋之后，蟋蟀的鸣唱由旺叫时的金腔玉韵渐次变得凄切婉转，且中国古代文人素有“逢而喜，遇秋而悲”的笔墨传统。故而，他们在借蟋蟀“托言志”时，表达的常是孤独、失意、思乡、怀旧及忧国忧民的情愫。

十余年后，我在一刊上读到这样一则消息：1993年2月21日，英国摇歌星埃尔顿·约翰，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天广场上举行演唱会，因无数蟋蟀齐声鸣唱，与歌星一比歌，使得歌星自愧弗如，只得取消演，与数万歌迷一，同闻天籁。

这实在是一片充满大丰收希望的土地。

人的本能中包着各望。

“噔绫绫，噔绫绫——”那振翼呜叫的是金钟儿；“呦呦呦，呦呦呦——”那一展歌的是油葫芦；“梆梆梆，梆梆梆——”那鼓翅敲打的是梆；“吱吱吱，吱吱吱——”那用尽丹田之力歌坛献艺的是铃；“极极极，极极极——”那急促呜叫，发近乎金属撞击时才有的清脆声响的，当是蝈蝈的歌声和乐段了…

我真正领略到蟋蟀及诸多鸣虫清扬激越的合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孟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