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王朝富国强兵的得意之作，但对一家一户却是莫大的悲哀，大迁徙无情摧残着放逐者的心灵，所造成的精神创伤，甚至几代人都难以平复。

我们不难想象晋南迁徙者背井离乡时的情景。

就要告别“尧天舜日”时即耕耘过的丰腴土地了，就要告别先人们“接姑姑迎娘娘”时即敲打过的那令人心醉的威风锣鼓了，就要告别那碧波盈盈灿若锦缎般的汾水了，就要告别唐代诗翁王之涣即观赏过的令人神迷的鹳鸟了，大批扶老携幼的迁徙者怎能不五内俱焚、寸心如割！乡土的一涧一溪，一寺一庙，一坟一松，一谷一黍，一房一槐，一莲一蓬，一鲫一鲤，一草一卉，一鸟一虫，早已化为迁徙者生命的血肉，像文身的花纹附着在躯体之上。迁徙者们怎能不恋恋依依，声泪俱下！当他们一步一回首，三步一徘徊，一寸寸、一尺尺、一丈丈，挪挪蹭蹭，渐远乡井的时候，他们泪眼中最后看到的是那棵高大的老槐树，是那老槐枝桠间的一簇簇鹳窝…于是，老槐树和鹳窝便成了迁徙者们诀离故土时的最后的标识…

迁徙者们的新辟之地，抑或难觅鹳鸟，抑或乌鸦常见，抑或“鹳”、“鸹”两字声母相同，韵母也相近，经几代人的舌传口播，老鹳窝便成了老鸹窝了。

风尘逆旅，给迁徙者心中留下许多刀刻般的伤痕。山东曹县一刘姓的族谱里，记载着他们的先祖是“独耳爷爷”独耳爷爷就是因为在迁徙途中多次逃跑，被官兵割掉一只耳朵的。明移民条律中还规定，凡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是中国文化崇尚的一种人格风骨，这明律就迫使一些同宗兄弟为生活在一起，不得不更姓易名。如河南黄县就有魏姓与马姓，陈姓与邵姓，周姓与单姓，都是异姓同宗。类似这种情况，在河北、山东也不胜枚举。在豫东和鲁北，关于“打锅牛”的传说，也广为流散。相传，洪洞县有牛氏五兄弟，在集结于大槐树下后，方知同姓不能同迁一地。五兄弟深知自此要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便匆忙将一口大锅砸成五瓣，各执一片，以备将来做为续祖寻亲的标记。时间是弥合心灵创伤的最好药剂。但在历经六百年风雨后的当今，豫鲁某些农村牛姓素不相识的长者们，见面后还要问“打锅不打锅？”如双方都说“打锅”便认做同宗一家…

如无根的浮萍，像风吹四散的蒲公英，迁徙者一下被抛进大劫后的荒凉。然而，为了生存，他们没有资格在噩梦里彷徨，他们很快摈弃了人类常有的空虚和绝望，在迁徙炼狱中煎熬过的人，更能踏平生活道路上的坎坷。移民以老槐腾游时空的气魄和根植泥土的不屈韧性，在他乡异地开始了筚路蓝缕的创业，不辞劳瘁的耕耘。明政府采用“计民授田”的方法，给移民人均荒田17亩，免租三年，并诏令山东、北平等地的布政使司：“民间田地，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迁移者们将凝重的汗珠，结实地撒落在陌生的原野，以强韧的筋骨撑起了另一方蓝天，很快便拓展出一片片生机勃勃的生命空间。至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土地总数由洪武十四年的366万顷骤增至850万顷，全国岁入税粮也比元代增加了两倍。《明史》曾这样描绘过大移民后的生产发展的状况：“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府仓库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户部尚书郁新奏称：“山东济南府广储、广斗二仓粮七十五万七千石有奇…二仓积蓄既多，岁岁红腐…其今年秋宜折棉布，以备给赐。”…

大迁徙给明初社会带来了经济繁荣，但比这一时的经济繁荣更为珍贵的是，它合理地分布了人口生存的空间，移民与当地土著在文化上、心理上、习俗上经过长期的掺和、交糅、渗透，地域文明必然会相互关照，培育着新的文明的种子。

统治者为国家大局而实施的强权措施，往往能推动历史大步前进。文明要付出代价，文明有时会来自野蛮。文明的分娩，常常要挣脱粗暴的捆绑，残忍的枷锁，要洒很多很多的泪，流很多很多的血…

六

1987年夏，我到山东广饶县大王镇采访时，曾听到一个令人思绪绵长的故事。

大王镇一带的百姓，大都是明初从洪洞迁来的。大王镇有村曰刘集。刘集名噪山东乃至引起全国研究中共党史专家的极大关注，是因为刘集不仅珍存着全国惟一的一本陈望道首译的《共产党宣言》，而且还是中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诞生地。村中有个因与毛泽东同年同月生而引为自豪的老党员，名叫刘世厚。世厚老人为保存那稀世孤本《共产党宣言》，曾倾注了一生的全部挚爱。战争年代，为躲避敌人那鹰隼般的搜寻，老人时而将孤本装入漆匣，藏于地窖；时而又盛入竹筒，匿于屋山墙的雀洞…在刘集村，同时还藏着带有家族牒谱意义的一？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