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你说到他…”

“又谦虚了，没必要。”周扬摇手，见到陈伯达已经走院门。院只有掌大块地面，随便在哪里讲话都听得清。陈伯达仍是左右摇摆着方步，着重的福建腔问：“昭衡又谦虚什么了？”

“伯达同志，这是怎么说的…”胡昭衡大为不安。用他日记上的话讲，叫‘如芒刺背”

一辆灰伏尔加车驶睦南一三○号，周扬弯腰钻车门。这位中宣副长、文化长留着显示盛年的长寸，长大的躯刚一直，已经开始抱拳作揖：“昭衡，久等了。”

陈伯达要一同去接周扬，这理很简单。周扬也是个大秀才。午睡后，胡昭衡去请陈伯达发，陈伯达一边系衣扣一边说：“我原名尚友。‘尚’什么‘友’？文友，以后接工农多了，改名伯达，了许多工农为朋友，也总想跟军人朋友，但我最喜的，还是和秀才往。”

“对着齐白石呢。”陈伯达又夹一颗黄豆。

“纸上谈兵。”陈伯达把圆圆的小手掌一摆，似乎情绪又沉落下来。胡昭衡再次显茫然：这个大秀才怎么了？这个“纸上谈兵”有什么现实中义？

伯达和胡昭衡都不怀疑，他们之间已经迅速建立起私人关系。这关系即便还不能说“密，”至少也能说“亲近”

“你这才是…”周扬笑着摇摇，旋即换上认真的表情“你叫灵扬带来的《老生常谈》我看了，原来就读过里面几篇文章，这次灵扬带来书，我才知作者李欣就是你。”

“有什么讲究？”胡昭衡问。

康生还记得宣传工作会议上那个发言、知识面广的自治区宣传长，欣然应允，为胡昭衡写了两个字：求。

“也未必年轻才搞名堂。”陈伯达抓起筷在服务员刚端上来的小碟凉菜里夹起一颗黄豆，边嚼边说“康生同志画墨，不是也用了笔名鲁赤吗？”

“哎，你可不知，30年代他还是个写小说的作家。”

“哈哈，不亏不亏你不亏。”陈伯达开心大笑，拍打胡昭衡“名人字画，字画名人，这两条康生都能沾上边。留着吧，留着吧…”

四盒黄油换来两个字。据说康生检查一遍黄油质量，第二天早饭就抹到了面包片上。他曾经在莫斯科生活几年，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习惯吃面包抹黄油，边吃边说：“四金黄油换两个字，现在看，他是亏了，长远看，他是赚了。”

一个人的作品在将近三十年后仍被人记得，这是让人激动的。胡昭衡脸上红光溢，带了回忆和慨：“发表《乡村》是沈从文先生推荐，他在《大公报》的文艺版任主编，后来又推荐萧乾担任。沈先生对我帮助很大，我的《夜行杂记》也是由沈先生推荐，后来选赵家璧编辑的集，由良友版社版。”

那是胡昭衡第二次看望陈伯达，陈伯达为他斟一杯茶说：“秀才往，清茶一杯。”对，就从这清茶一杯，他开始无话不谈。

这次陈伯达从小站回来开座谈会，适逢周扬来津，三个秀才一台戏，更要闹。胡昭衡已经吩咐际晚上备酒，要喝个痛快。

“那时年轻，搞名堂。”胡昭衡赧颜一笑“我想，鲁迅，鲁是慢，迅是快，鲁迅就是慢和快的对立统一。我很崇拜鲁迅，尤其喜读他的杂。瞿秋白曾说过，杂这文，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的论文。这个预见很快就应了，这文学形式被称作了杂文。我本来就是个杂家，也喜写杂文，学着鲁迅给自己取个笔名。当时我正研究匈史，中国素有“北湖南蛮”之称。我取胡蛮，也是想来个南北对立统一的意思。从南到北，反正我是杂家，一样不。”

陈伯达猛地扭，胡昭衡也向西望，列车拖着贯耳笛声站了…

“嗯…”陈伯达略一沉“你们熟悉？”

片刻的沉默之后，陈伯达举手在胡昭衡肩上拍拍：“不要迷信虚名，在上面也只能表现‘工之才’，在下面也可以锻炼帅才。独当一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也要帅才。你正年轻…我要是退休了，就来天津给你当个墙报编辑。”

胡昭衡碎步下了阶，大步迎上，先抱拳作揖，后握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伯达上就到。”

服务员早已拉开双扇门恭候，三个秀才互相谦让着穿过门厅和走廊，走一间雅静的小餐室。彼此又是一番谦让。陈伯达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自然坐了主位。周扬和胡昭衡分别在他左右座。

应该说是陈伯达首先肯定了这“亲近”他在小站蹲“四清”隔三差五回趟天律，胡昭衡总要利用休息时间来看望，海阔天空聊一番。彼此知识面都不窄，共同话题很多。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给革命造成的损失，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和文化两条战线上都陷前所未有的困境。红军撤中央苏区，上海的“文委”也遭到破坏。四名主要领导人，被捕两名：田汉和翰笙；剩下周扬和夏衍，也失去与党的联系，条件极为艰苦。

胡昭衡会意地笑笑：“琴棋书画，养病之。”

胡昭衡，这话好明白。

胡昭衡有位河南老乡穆欣，在晋绥曾一工作过，所以又是老战友。他后来到光明日报社任副总编，是在中央书记书记康生领导下工作。胡昭衡喜收集名人字画，便托穆欣面，代请康生给自己写幅字。

“齐白石，鲁赤：齐——鲁，白——赤，石——。”胡昭衡念念有词，嘿了一声“对得妙！”

“嗯，那是50年代初…”胡昭衡朝车外望望，还有几分钟的路，便长话短说作个介绍。

“我是浅学之辈。”胡昭衡谦虚地摇说“你是大家，还得请你多指教。”

“秀才往，不讲客气话。”周扬更显认真地问。“我跟你打听件事。抗战前北京有批小作家，叫小京派。那里有个李欣是你吧？”

“其实我已经到了延安，也知你在鲁艺，很想去拜访你，没好意思…”胡昭衡歉意地，回忆着当年。

1964年4月7日傍晚。

“想得妙。”周扬轻轻击掌。

“《乡村》…噢，”周扬轻拍额“有印象。我记得是有夜…《夜行杂记》？”

“我是凑数，不可同日而语。”

“过誉了过誉了，不敢称家。”胡昭衡两只手一起摇摆“你们二位是中国的大家，我是半瓶醋晃，何敢称家。”他为尽快摆脱尴尬，忙伸手请北京来的两位大秀才餐厅“今天请两位大家吃饭，算我尽地主之。”

那时延安搞个“七七文艺奖”行征文。评奖时，甲等奖空缺，乙等奖评两名，就是烽和胡蛮。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成为中国的著名作家。胡蛮一直担任各领导职务，只是在业余时间持写作，在担任天津市长的同时又版了杂文集《老生常谈》。

“《乡村》。”

早在30年代，周扬与康生其实就有过一段关系。那时，王明、康生、萧三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王明任团长，康生任副团长。而周扬是1927年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由上海大厦大学毕业后，受郭沫若影响，留学日本，1930年回国即在上海参加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他参与组织和领导左翼作家联盟，任党团书记，中共上海文委书记。

“伯达，我给你介绍一下，”周扬为拾起的30年代的话而兴奋“他就是那个李欣。”

“她到了，以行同志就到。”

“哲学——靠悟，——须勤奋。”陈伯达瞟一胡昭衡，旋即闭目仰靠椅垫，回忆着念念有词“主席本人只关注国家大事。他提把全国变成大园林的建议也就足够了。他没有时间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主席——喜哲学。少奇——。一线二线。”

“最近没来。”

50年代初，胡昭衡在内蒙古自治区任宣传长，在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认识了康生。吃饭和会间休息时、谈古论今还有共同语言，胡昭衡并不了解康生历史，日记上只称他为“大秀才”

当年，胡昭衡学写作时，郁达夫和沈从文都对他谈到过周扬和“左联”胡昭衡到延安仍写文章。若继续用“李欣”的名字，周扬就会主动找他认识了。他却改了个笔名，叫“胡蛮”

“也算秀才往吧。”

服务员先送上巾，三个人手脸。周扬兴犹未尽地拾起院里的话题：“哎，昭衡，在延安鲁艺的时候，我还打听过你哩，问他们小京派的那个李欣来没来？”

胡昭衡：“嗯。”“所以他字画好。”陈伯达向下戳手指。

“以行同志呢？”周扬询问胡昭衡的妻林以行。

“郁达夫也是‘五四’文学匠，被日本宪兵杀害在苏门答腊。郭沫若和他组织的创造社是革命的，最早提无产阶级文学，我记得郭沫若写诗说‘我是无产者’，对我影响极大，我就是受他们影响走上革命之路的。”周扬停了片刻，长长吁气，摇摇，重新望住胡昭衡“你的第一篇小说…”

天际那火海一般的晚霞渐渐泛白，变青；天津的空气难得这般清澈透明。大约是昨天那场雨洗过的原因吧。

秀才往，有的话题烈，有的话题蓄。陈伯达讲蓄话往往很慢，有拖腔拉调，似乎每句话都是在斟酌之中说完或没说完。

于是，康生和胡昭衡也有了“私”

“他算得书香门第了。”陈伯达表现关注“你们怎么认识的？”

胡昭衡不明白周扬生什么心事，直到1966年周扬受到批判时才恍然大悟。然而，陈伯达仔细嚼黄豆时，已经隐隐品些周扬的心情。

“过两天她就到，等我下乡转回来。”

走上月台，列车还没到。陈伯达反剪两手，左走三步，右走三步，望住胡昭衡：“康生不好，嗯？”

周扬却不像听到“胡蛮”的解释时那么兴致，反而有了什么心事一样，默默夹起一丝红辣椒放在嘴里慢慢嚼。

陈伯达也：“所以要注意少奇同志抓什么？他抓什么，反映二线在想什么。”

“这就对了。”周扬回忆说：“是1937年版吧？有茅盾、老舍、丁玲…二十四人的短篇佳作。”

周扬的不舒畅来自于康生。

在失去与党联系近一年之久的情况下，驻第三国际代表萧三通时鲁迅，给周扬等人转来一封信，鉴于国际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民

“只怪灵扬同志没来哟。”胡昭衡说周扬的妻苏灵扬。

陈伯达猛然掀开帘，盯住胡昭衡。胡昭衡反应锐地：“少奇同志讲的。”

陈伯达从胡昭衡肩上取下手，顺势一摆，表示这个话题告一段落。振起神另话题：“康生什么时间来过？”

“伯达同志长期在中央，在主席边…”

据党中央和泽东指示，最近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决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

周扬还记得那次“七七文艺评奖”也让得评上烽、胡蛮两个乙等奖。“我没想到胡蛮就是李欣。”周扬慨地问“你怎么叫了胡蛮？”

“那是捎信。我来天津时，他叫我帮忙搞砚台方面的书，找到后给他捎去，他捎来信说收到了。”

胡昭衡从来不怀疑陈伯达讲的这番话。他与陈伯达相识，从“胡市长”到“昭衡”到“夫”全过程不过一小时。陈伯达随和是一方面，主要还因为自己算得是个小秀才。前次陈伯达又从小站回来，两人夜里散步聊天，谈到烈，胡昭衡送陈伯达回大理，陈伯达又送胡昭衡回睦南，就是话题引得人罢难休。

胡昭衡脸泛红，：“上初中时，我喜文学。给郁达夫写信求救。郁达夫正在颓废，对我讲，著书都为稻梁谋，没息，劝我不要搞。我是九·一八事变后在小报上写剧本之类东西，1935年才开始写小说…”

胡昭衡收到字，搓搓手，犯了沉。他喜字但写不好字，尤其和康生的字比较就更拿不手。抬间，看到桌上几个纸盒，立刻有了主意，用张纸将四盒黄油包好，写一行字：方便时，请康生同志来内蒙看看。

“我知，写《老生常谈》。邓拓在北京讲《燕山夜话》，李欣在天津《老生常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