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的第一句话。他显得春风得意，显得兴高采烈，与胡昭衡的握手也还热情得“够朋友”

相比之下，胡昭衡要拘谨些了，过去见面的那种亲热劲已经更多地被感激和尊重所替代，握手后，在主人指示的位置上坐下来。

变化很大，却都是自然而然。从头至尾是陈伯达主谈，胡昭衡和江枫只是偶尔插空汇报几句情况。陈伯达从来不曾这样健谈，四小时没停嘴。谈天津情况，小站情况，干部情况，对军队的态度…

“伯达同志”胡昭衡在汇报天津情况时，因为谈话机会少，又不能多讲，所以匆匆提出最关心的问题“过去您对天津工作有许多好的指示和建议，比如技术改造，托拉斯，还有您督促过的‘一步炼钢’试验和治碱研究…”

他的话被陈伯达用手势打断了。

“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文化大革命。”陈伯达稍一犹豫，眉头皱了皱，还是讲出口“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你呀——”陈伯达拖长了声音，摇摇头“虽然当过兵，到底还是夫子。”

胡昭衡看一眼江枫，不再做声。

“你们看报了吗？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陈伯达说到关键处，还是老习惯，认真点点头“这个最字是重要的；这一最，就没有别人了。”

陈伯达讲这段话的语调神态，不能不使人想起当年他谈到“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时的语调神态，想起他讲的那句话：“一线抓什么，反映着二线想什么。”

在结束四个小时的长谈时，陈伯达用高高在上的训诫语气对胡昭衡说：“你记住我说的：胜利者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离开钓鱼台时，胡昭衡是一种复杂心情，既感谢陈伯达“够朋友”不忘旧情，同时也明白，过去的“秀才人情”是过去了，再也不可能复回。他在日记里含蓄地写了一句：“遇到一些情况触发了我对个人职务地位的一些不愉快想法…”

两个月后，胡昭衡奉市革筹小组指派，为“天津工学院八二五”问题去京向陈伯达请示时，情况全变了。完全是“接见”的形式。胡昭衡带秘书崔广兴坐好等候，到钟点陈伯达才进来，看见胡昭衡就像看见陌生的地方干部一样毫无感情流露，既不寒暄也不问任何情况，坐下来就用官场上公事公办的语气宣布：“我很忙，不能多讲。材料我看过了，下面谈些意见，你们可以记录。”

胡昭衡一声不响地掏出笔，同秘书崔广兴一道开始记录。他心里不舒服，明白友情已经全不存在，也明白最后消失干净的原因。

天津市有人举发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材料送上来，胡昭衡按原则送交中央。康生见到后发了脾气，下令追查背景，并点着胡昭衡的名说：“查查这是个什么人，为什么要这样搞，有什么历史和现实背景？”

康生不认识胡昭衡了，陈伯达还能认识吗？

紧接着便有天津“造反派”上京告状，找陈伯达，揭发胡昭衡历史上曾经被捕过。陈伯达向“造反派”郑重声明：“我过去和胡昭衡不认识。”

接见时的讲话当天便印成小报，散发于天津。胡昭衡看到后，只喃喃了三个字：“结束了。”

陈伯达当众宣布：“我过去和胡昭衡不认识”之后三天，又不得不接见胡昭衡，那情景确实是尴尬的。当他在上面讲“意见”时，目光有点没处落，因为他从来不是拿稿子讲话“听众”又只有那么几个人，又近在咫尺，不像群众大会上那样拉开距离很自在；目光时而望上去，时而落下地，时而远放窗外，时而收在茶几上。即便如此，还是有目光相遇的时候。这种时候他可以强迫自己像是什么也没见、目光像扫过一片旷野那样淡漠，可是血液却无法控制地涌上脸来，脸上的肌肉也不自在地这里那里地抽动一下，于是，各种神情便会由于找不到明确位置而乱成一团，陷入窘迫。

胡昭衡同情这位过去的“朋友”所处窘境，索性埋头记录不再向上看。他又多了一种明白，明白要断绝过去的一切还必须有个痛苦的过程。

陈伯达讲完意见，马上又宣布：“我很忙，今天就到这里吧。”

“感谢伯达同志的指示，”胡昭衡明智地起身告辞“我马上回去向革筹小组汇报。再见。”

胡昭衡落落大方地同陈伯达握一下手，落落大方地主动离开了。

天津市成立“革委会”时，陈伯达一边表态：“胡昭衡的历史问题审清之前就不要参加市‘三结合’了”另一方面又托入给胡昭衡递话：“群众组织有意见，要避嫌。”到1970年春，对胡昭衡给中央几位首长写的信，陈伯达一方面将自己在信上所指示的内容让解学恭转告胡昭衡，以示尽了最后的一次“秀才人情”另一方面又通过秘书及解学恭转告说：“今后不要再给我写信了。”

信不要写了，面当然更不要见了。这个结束“秀才人情”的痛苦过程到此总算画了句号。

可也不能算完。胡昭衡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工作，调卫生部任副部长，家搬入复外大街二十二号楼。在这里，他遇见了过去气派的旧邻，搬入二十二号楼的康生夫人曹瑛（即曹轶欧人胡昭衡本能地站住脚，欲言又止，想招呼又未能抬起手，舌头恰似粘在鄂上了。只片刻的犹豫，这位当年的“曹大姐”已经低着头走过去了。在她居住的那个单元门上，贴有许多当年受难者发泄愤怒的条子。那条子上写的话很难听，不讲也罢。

在新居里，胡昭衡从电视上看到陈伯达老态龙钟，被搀扶上被告席，接受人民的审判时，仍然心情复杂地叹了几声长气。他只说了一句话：“可为一切有才有能者鉴。”

1977年12月29日“人民文学”在海运仓总参招待所召开座谈会，许多劫后的幸存者赶来参加，其中就有周扬。他也白了头，当时住中组部招待所等待分配。

12月30日上午，周扬在全组大会上发言。从参加会议的《十月》副主编张守仁的纪录上可以看出，他所关心他所要谈的仍然是“两条线”30年代一条线，十七年一条线，到底是红是白还是黑？

周扬的声音混和了痛苦和欣慰，因而更显沉重。

“很多年没有参加这样的会了。我能够在这里发言，是因为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我是文艺战线上的老兵，几十年来，缺点错误很多…我认为批判意见对我是很好的教育，很多人是好意的嘛。至于‘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对我的诽谤、诬蔑、陷害很重。‘四人帮’起了反面教员作用，为了这个反面教育，全党全国人民付出了很大代价。”

他停顿一下，沉重地问：“世界上有什么收获能不付代价呢？”

全场寂静，无数闪烁出隽冷思考的眼睛宛若充满理念的深邃的海。

“我们评价历史，既不美化，也不能丑化。30年代，我们这帮人还年轻，文化运动一发，站都站不稳，怎么能当成熟的人来要求？我们从世界观上讲，差得很远，但从政治信仰讲，我们是坚信共产主义。有的同志为了这种信念，牺牲了他们的生命…”

周扬的声音开始颤抖，泪水盈眶。他突然闭了嘴，竭力想忍住什么，把脸孔仰上天去。可是，他失败了，两条泪水像河一样顺两腮落下。他就那么哭着讲下去：

“我是‘左联’书记，‘左联’五烈士：李求实、柔石、殷夫、胡也频和冯铿，他们为什么献出生命？夏衍为什么写《包身工》，为什么翻译高尔基的《母亲》？革命嘛！国民党把我们‘左联’说成是30年代的文艺黑线，‘四人帮’也把我们说成是30年代的文艺黑线…就是这么简单一个事实！”

会后不久，周扬恢复了工作。他曾推荐胡昭衡担任文化部长，由于当时胡昭衡还未“解放”这个推荐未能实现。

当年的四个秀才，只剩下胡昭衡与周扬保持了友谊，保持了来往。开始是天津北京之间运动着来往，胡昭衡调北京后，两人来往更多更频繁。当周扬由于“异化”问题受到一些同志的善意的批评时，胡昭衡去看望周扬更勤。他说：“这是学术问题，应该允许争论，要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不能乱扣帽子。”

一杯清茶，一夜长聊，对于秀才确实是惬意的享乐。何况，人的年纪越大，越喜欢回忆过去的峥嵘岁月，过去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哎，还有奉新你知道吧？”

“认识，《大刀进行曲》的作者。”

“他也牺牲了。”

“就牺牲在我们内蒙通辽一带。”

“哎，夫子，你在内蒙工作时间久，熟人多，帮我找找麦新牺牲的材料吧？”

胡昭衡点头：“我想办法找，估计问题不大。”

可是，周扬病倒了，变成了植物人。即便这样，胡昭衡仍然坚持去看望，握着这位失去思维的老朋友的手，望着那熟悉的面孔，继续跟他聊，继续那丢不下的秀才交往：

“周扬，你还记得麦新同志吗？…他牺牲在内蒙通辽一带。他跟你也很熟，你不是常念及他吗？”

真是奇迹，周扬竟睁开了眼！

“你让我帮忙找他牺牲的材料，我帮你找来了…”

胡昭衡略显激动地俯身大声说。可是，周扬却合上了眼。胡昭衡继续讲着，他坚持已经把这最后一个消息留给了他的老朋友。

周扬逝世了，胡昭衡参加了追悼会。

他哭了。四个秀才只剩下他一个人…

1991年，一群文化人来到福建惠安县。这是陈伯达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