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尽孝老母。死后别无要求，愿与老母合葬。”

对此，有各种不同议论。想到父亲生活的那个历史阶段和他特殊的人生经历，大多数人，包括毛主席和邓小平，都能够理解他的这一选择。

党中央派出赴江苏调查组不久，毛泽东在上海召见了我的父亲。父亲闻讯，立刻振作起来，似乎什么病也没有了。听主席身边的卫士讲，父亲在上海一见到毛主席，冲前两步，扑通跪倒在地，响亮地磕了一个头。

毛泽东快步赶近，双手搀扶，说：“世友同志，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个样子呀？”

父亲放声大哭，诉说委屈。毛泽东主席扶他起来，抚着他宽厚的脊背说：“南京部队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不准揪许世友同志，这是我的意见。军队要保持稳定，我们还是要依靠人民解放军的！”

之后，毛主席将父亲接入中南海，保护起来。每谈起这段经历。父亲总要含泪嘱咐我们：“毛主席对我的爱护，是我终生难忘的。我一家人世世代代不能忘！”

“跪主席，跪母亲，一忠一孝。”我露着咀嚼的微笑。

“父亲生在清朝，长在民国，学在少林，然后投身革命…”

“不用解释，我不但理解，而且很受感动。许司令不但传奇，而且可敬可爱。‘文化革命’中跪拜主席的可以找出许多，敢‘武装割据’的大约只有许世友将军。”

我陪同父亲回到南京山西路人和街十一号。

家被造反派彻底抄过了。院门两侧刷满“打倒许世友”的大字标语，院子里像办了“大字报园地”进楼门，迎面一条“活捉许和尚”至于“绞死”、“油炸”、“枪毙”更是铺满过道、地毯，涂遍玻璃墙壁。瓶瓶罐罐自然破碎一地。我抱着戳满窟窿的裙子问警卫：“你们为啥不开枪呀？”

“不叫开，这是军令。”警卫怪滑稽地耸一耸肩。

“那你们也可以拦住么，你们不是会武功吗？”

“不许动手，只许我们伸脸。”

“伸出脸去挨打呀？嘻嘻。”我笑了。

“没打耳光，只把我们的头按在沙发上，不许抬。”年轻的小警卫吐口痰，轻松地说：“害得我落枕好几天，脖子动不了。”

父亲见到了这副劫后景象没有生气，反带一脸轻松的笑，大约见过毛主席，身上没了压力缘故，脚步恢复了矫健轻捷，匆匆往屋里走，一路走一路淡淡地评论：好么，抄的多点，资产阶级的东西就可以少点…”

他不看卧室，不看办公室，迳直奔向厕所。那是他专用的卫生间，里面有个小橱子。我们将那卫生间又叫储藏室，父亲个人的全部财产都藏在里面，准确地说，是藏在那个小橱子里。

“哎呀，糟了！”父亲一进卫生间便叫苦不迭，三步并作两步，赶上前拉开橱门，凄惨地大叫一声：“这群酒贼哟…妈了个×的不得好死！”

我和警卫战士忍不住都笑了。

父亲一生，除了酒没什么财产。那储藏室的小橱子里，满满装的全是茅台酒和古井酒，在大别山时，他便惦念着这一橱酒，现在果然被抄得一干二净。父亲伤心地一屁股坐倒，不愿起来了。

母亲已察看过各处，恼火地赶来说：“跟中央告他们去，东西全抄没了！”

“可惜了我的那些酒哟！”父亲只顾望着空酒橱伤感。

“没抄走的也全毁了，什么也没留下！”母亲并不在意那些酒，她心疼地抚摸一只皮箱上的四五个洞眼。

“我的茅台酒，我的古井酒，全被他们贪污了，这群不讲政策的酒贼，一瓶都没给我留！”

“不能就这么完了，我得向中央报告。”母亲怨愤难平。

“算了算了，你不要闹了，你告谁去？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说不清，反正是一群酒贼。”父亲挥了挥手。

然而，周总理来了电话，关心地问父亲：“世友同志，听说你的家被抄了，严重吗？”

“可惜我的那些酒喽，”父亲伤心地说：“总理呀，全被他们贪污了，一瓶也没给我留下。”

“哈哈哈，”周总理在电话那边开怀大笑“不要紧么，世友同志，我送你两瓶茅台酒。”

我们的家搬到了中山陵八号。

记得搬家后，我每次回家探亲都可以看到房间布置上的一些新变化。

第一次回家，刚进客厅便大吃一惊，以为走错地方误入了博物馆。客厅正中摆了一个其大无比的地瓜，我这辈子再没见过那么大的地瓜，据说有几百斤重。其他各种农产品标本，铁矿、煤矿，各种金属标本摆满一屋。

原来，父亲担任了省革委会主任，管工农业生产，所以家里有了这种新变化。

父亲正与一位将军谈话，神采飞扬，兴致勃勃。我立时感到，工作和事业使父亲变得年轻了。父亲见到我只是随意招呼一下，又继续他的谈话。

他跷起来二郎腿，右脚上下颠动。我便看到鞋底处有杯口大的一块白。定睛细瞧，天哪，是露出的袜底。

父亲只有这一双皮凉鞋，是母亲先斩后奏替他买的，强迫他在公开场合穿。可是磨了这么大个洞，竟没人发现。真不知此前已出过几次洋相了。

我的小妹田小兵来拉我叙姐妹情，我悄悄说：“小兵，你看爸的脚，露袜子了，你快告诉他，别跷二郎腿了。”

小兵望一望，卟哧笑了。轻轻绕到父亲身后，耳语几句。父亲放下腿，哈哈笑得很开心。

“怎么了？”客人莫名其妙。

“没什么。”父亲做个手势请客人起身“娃娃叫我给你讲讲这些丰收成果。咱们搞武的人也要懂生产才行。”

于是，父亲开始介绍地瓜、各种标本的产地和那里的生产形势，又请客人参观了一番他那“博物馆”里的全部展品。

客人走后，父亲对我们说：“我全省走了个遍，鞋底能不穿吗？形势很好哩！”

父亲两腮上的垂肉已经消退，重新变得紧绷结实。他高兴时，眼里又闪出那种我所熟悉的落拓不羁的波光：“八月里来桂花香，红军游击到我乡，孝感花园打一杖，小郎哥呀！缴获枪支无其数，还有八挺机关枪…”他得意洋洋哼着歌，取下心爱的枪，吆喝着“走，桑园，打几只鸡兔欢迎你！”

那天饭后，父亲给警卫人员讲课，秘书一定要我去听听。我去了，父亲正在讲昆明军区司令员谭甫仁被刺杀的事，用指头指点着警卫人员问：“你们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样？是不是也要吓得逃命呀？”警卫人员都暴雷一般回答：“我们不会逃！”父亲说：“不要光嘴上说得好听，闹不好到时候也许还要我这个司令员会保护你们呢。”父亲稍停片刻，又说：“不过，要对付我也没那么容易，不信你们试试，你们出去，看能不能一下子找到我？去，都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