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起抬一杉树，他抬的树蔸走前面，我抬树巅走后面。走路时，正好我看到他的后背，他那不发达的脊背，被汗浸后，和汗衫地裹在一起，包着的只是一副瘦骨嶙峋的骨架。那颤巍巍的步履，迎风倒，每行一步，都是那样的艰难和吃力，我只得把肩膀不断地往前移，让树的重量尽量往我上来，以减轻父亲上的重负，尽这样，他仍然气嘘嘘，特别是在上坡时，每行一步，每登一级台阶，总是往下一蹲，用手着膝盖，往前一拱“哎呀”一声，再站起来作一阵地长呼，又才去登第二级…本来不太重的一树，还未完全成熟的我，抬着也到很轻松，而在父亲肩上，却象压的一座泰山。虽然他在我面前颜作态扮着笑，但我知，他是苦撑的，他不是用自己的力，而是靠神和毅力在拼命地挣扎。我的泪潸然而下，随即一大胆的决定也油然而生。

第二天，天还没亮透彻父亲就帮我清好行装，我上路了。到了学校。父亲找到了校长，又找了班主任，把情况给他们说了一遍，看着学校给我恢复了学籍，又把我送到教室的门之后，他才放心地回家，临走时，他又反复地叮嘱我：“以后再不能自作主张了，安心读你的书，家里有我和你妈，天塌不下来的。”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使我突然想起朱自清先生的那篇著名散文——《背影》中的父亲形象，这有着多么的相似啊！再一次，我泪如泉…

父亲的肝炎经过服用土方，病情虽然得到了一些遏制，但始终没有痊愈。就这样，父亲凭着他惊人的毅力，凭着对儿女们的一份期冀，拖着孱弱的病，是顽地持了八年，一直把我们兄妹四人一个个的送完小学、中学、大学毕业，他才带着那一丝欣和满足驾鹤仙乡。若年过去了，那次我和父亲抬树的情景，依然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只有父亲那张不知从何来的医院证明，却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回到学校，我偷偷地办了退学手续。当我把铺盖行李都背回家了，才告诉父母亲。我是想来个生米成熟饭造成既成事实后，让她们看到了，想反对也迟了。果然，父亲见已成事实，没说我什么，只是暗自长叹了一声。我想：这回好了，父亲总该安心休息养病了吧！第二天，我便代替父亲工了。晚上收工回来，父亲把我叫到他边，从衣兜里掏一张不知从哪来的医院证明，笑嘻嘻地对我说：“我说我没有什么肝炎的吧，你们不信，看，这是医院证明。以前准是那个不负责的医生搞错了。”接着，他便把话锋一转，严肃地对我说：“明天我送你去学校，接着读你的书，家里的事还不到你来心。”说到后一句话时，就象给下达的一命令，不允许我作任何申辨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