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最令我痛苦的因素。

这天晚上，我和小凤相约又来到窝棚跟前，她迫不及待地问：“你这几天老皱着眉毛，有啥不顺心的事呢？”

我不敢直说，推说熬了夜，休眠不足，精神不好。她竟然信了，我的话她都信。

她依偎在我的怀里。我用一种玩笑的口吻试探她：“小凤，如果有一天我得罪了某个领导，人家解雇了我，我就得滚回东塬上去，那样的情况如果发生了，我们咋办？”

小凤随口说：“我跟你回东塬上去。”

我说：“我冬天得下河滩来掏掘砂石挣钱，钻窝棚，过原始生活。”

小凤说：“我跟你来钻窝棚，给你做饭。”

我想哭，再也说不出话来。

小凤却认真地说：“我早想过了，合同工有解雇的可能。要是你真的被解雇了，也不必回东塬上去，更不必钻窝棚采砂石，我们在县城开个小饭馆，或者开个杂货店，咱俩经营，我也不当打字工了。你愿意干吗？”

我苦笑着说：“唔，你想得真周到…”

我在第二天见到孟局长时，他告诉我，韩部长约请我今晚到他家去坐坐。我当然明白这“坐坐”的内容，这可真是一种痛苦而又艰难的抉择。我想起了莫泊桑的《温泉》。我曾经痛恨而且鄙薄过那个捞取了遗产而抛弃了真诚的爱情的家伙，我发觉那个令人鄙薄而且痛恨的家伙在选择遗产和爱情时所经历的苦恼正在我心里发生。无论这种选择多么痛苦，而时限却正在今天晚上。我和孟局长一起去了。

后来的一切就比较简单了。不久，我被调到县委宣传部做专职通讯干部。我写的本县各个方面的通讯报道稿不断见报，县委书记和县长们以及人大常委会的主任们都很赏识我的才干和工作态度。这年年底，我被转成正式国家干部，和韩晓英的关系也正式公开了。第二年春天，我被送到地区党校去学习。县里的新老干部甚至通讯员也明白上党校意味着什么。

党校学习期满，我和韩晓英结婚了。我们过得很和谐，从来也没有吵过架，她的性格很好，思维十分周密，把家里的内务和外交都处理得井井有序，大约自幼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也与她小小年纪就从事财务工作不无关系。她对我很尊重，照顾得无微不至，从服装的式样到每日的早点，都是经过认真的考虑，却从来也未显示过她的部长女儿的优越。人人都说我有一个贤内助。父亲对这个儿媳满意之至。孟局长开玩笑说：“怎么样，晓英是个好媳妇吧？家教严嘛。一般城池县道的小市民太油…”我知道他说的“城池县道的小市民”所指是谁，我和小凤的眉来眼去根本不可能逃过那些商业局干部的眼睛，但谁也说不准抓不住我俩相好的一件具体事实，在河滩钻窝棚的事更是无人知晓。这宗事已无任何影响，晓英从来也没有追问过我，更谈不上吃醋闹矛盾了。然而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倒不是对小凤的负心，而是我自己心里的某种渴望。渴望什么呢？窝棚里的那种被熔化的完全忘我的原始式的疯狂，再也没有产生过。

我生逢其时，县委在实行干部“四化”的工作中简直有点拉郎配。既要年轻，又要有专业知识（具体就是大专文凭），又要有工作经验。我正好人选。那张地委党校的毕业证书，使我的审查材料顺利地通过了各级组织部门的关口，我擢升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了。孟局长退居二线，成了商业局的巡视员，我的岳丈韩部长也从组织部退出来，升了一级，成了县人大的副主任，真是各得其所，皆大欢喜，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是觉得我的选择没有犯“方向性的错误”倘若我和小凤而不是和晓英结婚，我现在很可能正在河滩上那窝棚前的石头上架锅煮包谷糁糊糊，充其量和小凤在县城的某个角落卖油条豆浆或是经营日杂品小店。那么，有谁会看到我具备做一个县委的宣传部长的德和才呢？

我却无法排除那嗒嗒嗒的打字机的响声。当我和晓英举行婚礼的那天晚上，这响声震得我灵魂不安。当我坐在新落成的县委大礼堂里听县委书记郑重宣布我的任职批复的时候，那响声又在我心里敲响了。

小凤早已远走高飞了。她的痛苦可以想见。她和一位技校毕业的工人结婚了，他在汉中的某国防工厂工作。她跟他到汉中去了，再也没有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