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处理，这样的话，警察就能从各种蛛丝马迹，例如纸箱上的指纹、地缘关系、尸体胃里的速溶咖啡等等，寻线找到我头上来。

那可不行！我只不过因为丢了只可怜的尸体，就要被关进铁笼子里，那真是太冤枉了，我甚至还烧了报纸送他上路！

所以，承接尸体的下一个人，必须是一个充满温情的人，一个懂得人情世故、甚至愿意安葬这只尸体的好人。是啊，就是需要这样的人，而我也刚刚好认识一个。早餐店的老板娘。

老板娘是可以信任的，因为乡土连续剧中教导我们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例如“飞龙在天”就是最好的社会教材；老板娘天天透过乡土连续剧研究好人跟坏人的下场，一定懂得如何好好对待一头连速溶咖啡都来不及喝完的可怜尸体。或许还会偷偷埋了他？

于是，我拖着纸箱，慢慢地从楼梯上拾阶而下，幸好我住在二楼，一下子就将纸箱拖到楼下。

我鬼鬼祟祟打开红色的生锈铁门，看了看表，凌晨四点整。老板娘曾经不经意跟我提过，她总是在五点开门准备卖早餐，所以时间还挺宽裕的，我有一刻钟的时间把纸箱拖到街上转角的转角。

幸好天色灰暗，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我朝便利商店看了一眼，阿信依旧颓然坐在柜台后，打着一个接一个的哈欠。我想疲倦是继“存在感流失病”后城市里最新流行的病，说不定尸体就是疲倦死的。

现在的街上异常冷清，早起晨跑的人，例如马英九这样的大角色，幸好只出现在电视机里；唯一真正存在于凌晨四点小街上的，只有两条夹着尾巴的野狗，小白跟小黄。

小白跟小黄虽然不会说人话，但它们至少记得住我对它们的称呼，甚至还会摇尾巴表示理解，而平时我在街上遇到小白它们，要是手里正好有什么吃的东西，它们可就有口福了，我们都算是这个城市里特殊的隐性存在，一起吃点东西是天经地义。

我向小白跟小黄点头问好，它们也象征性吠了几声，接着好奇地跟着我，疑惑地嗅着纸箱。

我害怕纸箱被我拖在地上，脆弱的底部会被我拖到破掉，于是我像滚一颗很大的骰子般，将纸箱慢慢地朝街上转角的转角，一面一面“滚”着，小白跟小黄夹着尾巴垂着头，送葬似唉声叹气的跟着。

我想，尸体现在一定头昏脑胀了吧，虽然死了。

本来我是应该加速滚动纸箱的，因为早点将尸体滚到早餐店前，对尸体跟我自己都好。但我突然有些舍不得，毕竟我们已经相处快七个小时了，这可是这个城市里难得的深入相识，不仅仅是萍水相逢的邂逅而已。

“喂，你想不想继续待在我那？”我问，尸体继续在纸箱里摔着，没有回答。

让一头尸体继续在我那里待着，无论如何不是个好点子，但，或许我可以晚点再将他传给下一个人，让我们多陪伴彼此几天。也或许，我可以泡杯热腾腾的“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速溶咖啡，小心翼翼地倒在他的嘴里，了却他的遗憾。

“喂，如果你想留在我那几天，就从纸箱里跌出来吧。”我说，将纸箱用力地往前滚动，说：“你自己选择。”

尸体继续在不断翻滚的纸箱中保持浑沌的沉默，我益加用力翻着纸箱，但他仍旧处于我无法明白的情绪里。小白跟小黄对着纸箱呜咽，不知是不是替我惋惜失去一个可以在这个城市里作伴的好对象。

“没关系的，他不想出来就不想出来。这个城市有的是自由。”我对小白跟小黄说。

虽然话是这么说，但离别的伤感还是哽在我心头。尤其是，当我将纸箱滚到早餐店的铁卷门前，我突然有种跟老友分离的悲怆，那是一种漂浮在这个城市上空，灰灰浊浊的颜色。

小白跟小黄坐在纸箱旁，摇着尾巴嗅着纸箱，他们的眼睛似乎能看穿尸体对分离的态度，好像也有那么点离愁。

我站在纸箱跟铁卷们中间，一种难以形容的情绪在我局促的呼吸声中涂开，然而，身后的铁卷门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上卷，我的时间所剩不多。

“让我再看你一眼吧，说不定…”我扯掉胶带，撕开纸箱的封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