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子。等我人到纽约，长途电话找来了：“我们现在结婚好么？”我想他是好的，很好的，可以信赖也可以亲近的，可是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时，心里为什么好像死掉一样。我回到台湾来，打网球，又去认识了一个德国朋友。我在西班牙讲日文，在德国讲英文，在美国讲中文，在台湾讲德文。这人生——。那一回，一年之后，我的朋友在台北的星空下问我：“我们结婚好吗？”我说：“好。”清清楚楚的。我说好的那一霎间，内心相当平静，倒是四十五岁的他，红了眼睛。那天早晨我们去印名片。名片是两个人的名字排在一起，一面德文，一面中文。挑了好久的字体，选了薄木片的质地，一再向重庆南路那家印刷店说，半个月以后，要准时给我们。那盒名片直到今天还没有去拿，十七年已经过去了。说“好”的那句话还在耳边，挑好名片的那个晚上，我今生心甘情愿要嫁又可嫁的人，死了。医生说，心脏病嘛，难道以前不晓得。那一回，我也没活，吞了药却被救了。就那么离开了台湾，回到西班牙去。见到荷西的时候，正好分别六年。他以前叫我等待的时间。好像每一次的求婚，在长大了以后，跟眼泪总是分不开关系。那是在某一时刻中，总有一种微妙的东西触动了心灵深处。无论是人向我求，我向人求，总是如此。荷西的面前，当然是哭过的，我很清楚自己，这种能哭，是一种亲密关系，不然平平白白不会动不动就掉泪的。那次日本人不算，那是我归还不出人家的情，急的。再说，也很小。荷西和我的结婚十分自然，倒也没有特别求什么，他先去了沙漠，写信给我，说：“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么？”我看了十遍这封信，散了一个步，就回信给他说：“好。”婚后的日子新天新地，我没有想要留恋过去。有时候想到从前的日子，好似做梦一般，呆呆的。我是一九七三年结的婚，荷西走在一九七九年。这孀居的九年中，有没有人求过婚？还是有的。只是没什么好说的了，在那些人面前，我总是笑笑的。去年，我的一个朋友来台湾看我，我开着车子陪他去旅行。在溪头往杉林溪去的那些大转弯的山路上，不知怎么突然讲起荷西死去那几日的过程，这我根本已经不讲多年了。说着说着，突然发现听的人在流泪。那一日我的朋友说：“不要上去了，我们回去。”回到溪头的旅馆，我的朋友悄悄进了他自己的房间。到了晚上我们去喝酒，在寂静的餐馆厅，我的朋友说：“很多年没有流泪了，包括我父亲的死。今天中午，不知怎么搞的——。”我静静的看住他，想告诉他属于他的心境变化，却又没有说出来。一个中年人，会在另一个人面前真情流露，总是有些柔软的东西，在心里被碰触到了，这是一个还算有血肉的人。就在今年旧历年前一天，一张整整齐齐的信纸被平放在饭桌上。字体印刷似的清楚。我的信，不知谁拆了。信中写着：“回来以后听你的话，没有写信。这三个月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可能的生活方式，属于你我的。我没有一切的物质条件可以给你享受，也不算是个有情趣的人，我能给你的只有平平实实的情感，还有我的书。夏天如果你肯来这儿——不然我去台湾，我们再相处一段时间，然后结婚好吗？现在我才发觉，在往杉林溪去的那条路上，当我不知不觉流下眼泪的那一刻，已经——。”他说的，我都知道，比他自己早了三个月。爸爸在我看信时走过，说：“什么人的信呀？”我朝他面前一递，说：“一封求婚信。”爸看也不要看，说：“哦！”就走开了。吃年夜饭，全家人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十几个人。我宣布：“各位，今天有人来求婚。”没有人回答什么，大人开始替自己的小孩分菜。夹着零零碎碎的对话。“我说，今天有人来向我求婚。”“拜托，把你面前那盘如意菜递过来，小妹要吃。”大弟对我说。我讲第三遍：“注意，今天有人来信向我求婚。”姐姐大声在问弟妹：“那你明天就回嘉义娘家啊？”“我——”我还没说别的，妈妈看了我一眼，说：“你不要多讲话，快吃饭。”那封求婚信不知被谁拿去做了茶杯垫子，湿湿的化了一滩水在上面。我看着眼前这一大群人，突然感到有一种被自己骗了的惊骇，我一直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以为，万一我决定早走一步，他们会受不了。“有人向——我——求——婚。”我坚持只讲这句话。“那你就去嫁呀——咦，谁吃了我的春卷——”“你们——”“我们一样。小明，吃一块鸡，天白，要黄豆汤还是鸡汤？”捧着一碗汤，觉得手好累好累。心情，是一只鬼丢上来的灰披风，哗一下罩住了大年夜中的我。这时候，是哪一家的鞭炮，等不及那欢喜，在暮色还不太浓的气氛里，像做什么大喜事似的轰轰烈烈的响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