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声里，赫然来了两样天堂里搬下来的东西。 米色的地毯上站着一辆枣红色的小脚踏车，前面安装了一个纯白色的网篮，篮子里面，是一双躺着的溜冰鞋。就是我以前那双的颜色和式样。 我呆住了，轻轻上去摸了一下，不敢重摸，怕它们又要消失。 在国外，物质生活上从来不敢放纵自己，虽然什么也不缺，那些东西毕竟不是悄然而来，不是平白得到，不是没有一思再思，放弃了这个才得来了那个的。 怎么突然有了一份想也不敢想的奢侈，只因我从天上不小心掉了回家。 我坐在窗口，对着那一辆脚踏车看了又看，看了又看。雨是在外面滴着，不是在梦中。可是我怕呢！我欢喜呢；我欢喜得怕它们又要从我身边溜走。我是被什么事情吓过了？第二日，在外吃了午饭回来，匆匆忙忙的换上蓝布裤，白衬衫，踏了球鞋，兴冲冲的将脚踏车搬下楼去，母亲也很欢喜，问我：“去哪里溜冰呢？不要骑太远！”我说要去国父纪念馆，玩一下便回家，因为晚饭又是被安排了的。 骑到那个地方我已累了，灰灰的天空布满了乌云。我将车子放在广场上时，大滴的雨又豆子似的洒了下来。我坐在石凳上脱球鞋，对面三个混混青年开口了：“当众脱鞋！”我不理他们，将球鞋放在网蓝内，低头绑溜冰鞋的带子。 然后再换左脚的鞋，那三个人又喊：“再脱一次！” 我穿好了冰鞋坐着，静等着对面的家伙。就是希望他们过来。 他们吊儿郎当的慢慢向我迫来，三个对一个，气势居然还不够凌人。 还没走到近处，我头一抬，便说：“你别惹我！”奇怪的是来的是三个，怎么对人用错了文法。 他们还是不走，可是停了步子。其中的一个说“小姐好面熟，可不可以坐在你身边— —。” 椅子又不是我的，居然笑对他们说：“不许！” 他们走开了，坐到我旁边的凳子上去，嘴巴里仍是不干不净。 雨大滴的洒了下来。并不密集。我背着这三个人慢慢试溜着，又怕他们偷我脚踏车上挂着的布包，一步一回头，地也不平，差点摔了一跤。 后来我干脆往他们溜过去，当然，过去了，他们的长脚交叉着伸了出来。 我停住了，两边僵在雨中。 “借过…”我说了一声，对方假装听不见。 “我说——借过！”我再慢慢说一次。 这时，这三个人不约而同的站了起来，假装没事般的拚命彼此讲话，放掉了作弄我的念头。 赶走了人家，自己又是开心得不得了，尽情的在雨中人迹稀少的大广场上玩了一个够。当我溜去问一个路人几点种时，惊觉已是三小时飞掉了。 那是回台湾以来第一次放单玩耍，我真是快乐。 一个人生活已成了习惯，要改变是难了。怎么仍是独处最乐呢？ 书桌上转来的信已堆集成了一摊风景，深夜里，我一封一封慢慢的拆，细细的念，慢慢的想，然后将它们珍藏在抽屉里。窗外已是黎明来了。 那些信全是写给三毛的。再回头做三毛需要时间来平衡心理上的距离，时间不到，倔强的扳回自己是不聪明的事情，折断了一条方才形成的柳枝亦是可惜。将一切交给时间，不要焦急吧！ 雨，在我唯一午间的空档里也不再温柔了。它们倾盆而下，狂暴的将天地都抱在它的怀里，我的脚踏车寂寞，我也失去了想将自己淋化的念头。 在家中脱鞋的地方，我换上了冰鞋，踏过地毯，在有限的几条没有地毯的通道上小步滑着，滑进宽大的厨房，喊一声：“姆妈抱歉！”打一个转又往浴室挤进去。母亲说：“你以为自己在国父纪念馆吗？”“是呀？真在那边。‘心到身到’，这个小魔术难道你不明白吗？”在她的面前我说了一句大话。 说着我滑到后阳台去看了一盆雨中的菊花叶子，喊一声：“好大的雨啊！”转一个身，撞到家具，摔了一跤。 那夜回家又不知是几点了，在巷口碰到林怀民，他的舞蹈社便在父母的家旁边。 我狂喊了起来：“阿民！阿民！”在细雨中向他张开双臂奔去，他紧抱着我飞打了一个转，放下地时问着；“要不要看我们排舞？” “要看！可是没时间。”我说。 旁边我下的计程车尚停着，阿民快步跑了进去，喊了一声“再见！”我追着车子跑了几步，也高喊着：“阿民再见！”静静的巷口已没有人迹“披头”的一条歌在我心底缓缓的唱了起来：“你说啥罗！我说再见！你说啥罗！我说再见——”我踏着这条歌一步一步走上台阶——人生聚散也容易啊，连告别都是匆匆！ 难得有时间与家人便在家附近的一家西餐厅吃了一次饭，那家餐馆也是奇怪，居然放着书架。餐桌的另一边几张黑色的玻璃板，上面没放台布。 弟弟说那些是电动玩具，我说我在西班牙只看过对着人竖起来下面又有一个盘面的那种。他们笑了，说那已是旧式的了。 “来，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