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单衬着他憔悴的脸，身上插了很多管子，他的眼睛始终闭着。 “再烧要烧死了，拿冰来行不行——”我又冲出去找值班的护士小姐。 “医生没说。”冷冷淡淡的，好奇的瞄了我一眼。 在我的冰箱里一向有一个塑胶软冰袋冻着的，我开车跑回去拿了又去医院。 当我偷偷的将冰袋放在克里斯颈下时，他大声的呻吟了医生没有再来，我一直守到黄昏。 郭太太两姊妹和我翻遍了那个小房间，里面一堆堆全是他的稿件，没有列出来的原稿。可是有关健康保险的单子总也没有着落。克里斯可说没有私人信件，也找不到银行存摺，抽屉里几千块钱丢着。 “不要找了，没有亲人的，同住十年了，只你来找过他。”另一位郭太太比较会讲西班牙文，她一焦急就说得更好了。 我问起克里斯怎么会烧成那样的，老太太说是去南部受了风寒，喝了热柠檬水便躺下了，也没见咳，不几日烧得神智不清，她们才叫我去了。 我再去医院，医生奇怪的说岛上这种气候急性肺炎是不太可能的，奇怪怎么的确生了这场病。 到了第五日，克里斯的病情总算控制下来了，我每日去看他，有时他沉睡，有时好似醒着，也不说话，总是茫茫然的望着窗外。 两个老太太失去了克里斯显得惶惶然的，她们的养老金汇来了，我去邮局代领，惊讶的发觉是那么的少，少到维持起码的生活都是太艰难了。 到了第六日，克里斯下午又烧起来了，这一回烧得神智昏迷，眼看是要死掉了。我带了老太太们去看他，她们在他床边不停的掉眼泪。 我打电话去给领事馆，答话是死亡了才能找他们，病重不能找的，因为他们不能做什么。 第七日清晨我去医院，走进病房看见克里斯在沉睡，脸上的红潮退了，换成一片死灰。我赶快过去摸摸他的手，还是热的。 茶几上放着一个白信封，打开来一看，是七日的帐单。这个死医院，他们收到大约合两百美金一天的住院费，医药急诊还不在内。 残酷的社会啊！在里面生活的人，如果不按着它铺的轨道乖乖的走，便是安分守己，也是要吃鞭子的。没有保险便是死好罗！谁叫你不听话。 我拿了帐单匆匆开车去银行。 “给我十万块。”我一面开支票，一面对里面工作的朋友说。 “开玩笑！一张电话费还替你压着没付呢！”银行的人说。“不是还有十几万吗？”我奇怪的说。 “付了一张十四万的支票，另外零零碎碎加起来，你只剩一万啦！” “帐拿来我看！”我紧张了。 一看帐卡，的确只剩一万了，这只合一百二十美金。那笔十四万的帐是自己签出的房捐税，倒是忘了干净。“别说了，你先借我两万！”我对朋友说。 他口袋里掏了一下，递上来四张大票。两万块钱才四张纸，只够三十小时的住院钱。 我离开了中央银行跑到对街的南美银行去。进了经理室关上门便喊起来：“什么美金信用卡不要申请了，我急用钱！” 经理很为难的看着我。为了申请美金户的信用卡，他们替我弄了一个月，现在居然要讨回保证金。 “ＥＣＨＯ，你急钱用我们给你，多少？信用卡不要撤了申请——” “借我十六万，马上要——” 总得准备十天的住院费。 经理真是够义气，电话对讲机只说了几句话，别人一个信封送了进来。 “填什么表？”我问。 “不用了！小数目，算我借你，不上帐的。” “谢了，半个月后还给你。”我上去亲了一下这个老好人，转身走掉了。 人在故乡就有这个方便，越来越爱我居住的小城了。 自从克里斯病了之后，邮局已有好几天未去了，我急着去看有没有挂号信。 三封挂号信等着我，香港的、台湾的、新加坡的，里面全是稿费。 城里有一个朋友欠我钱，欠了钱以后就躲着我，这回不能放过他。我要我的三万块西币回来。 一个早晨的奔走，钱终于弄齐了。又赶着买了一些菜去郭太太那儿。 方进门，老太太就拚命招手，叫我去听一个电话，她讲不通。 “请问那一位，克里斯不在——”我应着对方。 南部一个大诱馆夜总会打来的，问我克里斯为什么这星期没去，再不去他们换人了。 “什么？背冰？你说克里斯没去背冰？他给冷冻车下冰块？” 我叫了起来，赫然发现了克里斯赖以谋生的方法。这个肺炎怎么来的也终于有了答案。 想到克里斯满房没有刊登出来的那些心理上的文稿和他的年纪，我禁不住深深的难过起来。 “是这样的，克里斯，你的那本小书已经寄到台湾去了，他们说可以译成中文，预付版税马上汇来了，是电汇我的名字，你看，我把美金换成西币，黑市去换的，我们还赚了— —” 在克里斯的床边，我将那一包钱放在他手里。说着说着这事变成了真的，自己感动得很厉害，克里斯要出中文书了，这还了得。 克里斯气色灰败的脸一下子转了神色，我知他心里除了病之外还有焦虑，这种金钱上的苦难是没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