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划在地下的粉笔圈里，笑吟吟恶毒无比的说：“你爱吃鸭蛋，老师给你两个大鸭蛋。”在我的脸上，她用墨汁在我眼眶四周涂了两个大圆饼，因为墨汁太多了，它们流下来，顺着我紧紧抿住的嘴唇，渗到嘴巴里去。 “现在，转过去给全班同学看看。”她仍是笑吟吟的说。全班突然爆出了惊天动地的哄笑，只有一个同学没有笑，低下头好似要流泪一般。 我弄错了一点，就算这个数学老师不配做老师，在她的名分保护之下，她仍然可以侮辱我，为所欲为。 画完了大花脸，老师意犹未尽，她叫我去大楼的走廊上走一圈。我僵尸般的走了出去，廊上的同学先是惊叫，而后指着我大笑特笑，我，在一刹那间，成了名人。 我回到教室，一位好心的同学拖了我去洗脸，我冲脸时一句话都没有说，一滴泪都没有掉。 有好一阵，我一直想杀这个老师。 我照常上了几天课，照常坐着公共汽车晃去学校。 有一天，我站在总统府广场的对面，望着学校米黄色的平顶，我一再的想，一再的问自己，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为什么没有勇气去追求自己喜爱的东西？我在这儿到底是在忍耐什么？这么想着想着，人已走到校门口，我看一下校门，心里叹着：“这个地方，不是我的，走吧！”我背着书包，一坐车，去了六张犁公墓。 在六张犁那一大堆土馒头里，我也埋下了我不愉快的学校生涯。 那时候，我认识的墓地有北投陈济棠先生的墓园，有阳明山公墓，有六张犁公墓，在现在市立殡仪馆一带也有一片没有名字的坟场。这些地方，我是常客。世上再没有跟死人做伴更安全的事了，他们都是很温柔的人。 逃学去坟场其实很不好玩，下起雨来更是苦，可是那儿安静，可以用心看书。 母亲不知我已经不上学了，每天一样给我饭钱，我不吃饭，存了三五元，去牯岭街当时的旧书店（当时不放地摊的），买下了生平第一本自己出钱买下的书，上下两册，叫做《人间的条件》。 我是不太笨的，旷课两三天，便去学校坐一天，老师看见我了，我再失踪三五天。 那时家中还没有装电话，校方跟家长联络起来并不很方便。 我看书的速度很快，领悟力也慢慢的强了，兴趣也更广泛些了，我买的第二本书，也是旧的，是一本《九国革命史》，后来，我又买进了国语日报出的一本好书，叫做《一千零一个为什么》，这本书里，它给小孩子讲解自然科学上的常识，浅浅的解释，一目了然，再不久，我又买下了《伊凡·傅罗姆》这本太感人的旧书，后来差不多从不吃饭，饭钱都换了书。在逃学完完全全释放的时光里，念我真正爱念的东西，那真是生命最大的享受。 逃课的事，因为学校寄了信给家里，终于到了下幕的时候。 当时，我曾经想，这事虽然是我的错，可是它有前因，有后果，如果连父母都不了解我，如果父亲也要动手打我，那么我不如不要活了。 我休学了一年，没有人说过一句责备我的话。父亲看了我便叹气.他不跟我多说话。 第二年开学了，父母鼓励我再穿上那件制服，勉强我做一个面对现实的人。而我的解释，跟他们刚好不太一样，面对自己内心不喜欢的事，应该叫不现实才对。 母亲很可怜，她每天送我到学校，看我走进教室，眼巴巴的默默的哀求着我，这才依依不舍的离去，我低头坐在一大群陌生的同学里，心里在狂喊：“母亲，你再用爱来逼我，我要疯了！”我坐一节课，再拿起书包逃出校去，那时候我胆子大了，不再上坟墓，我根本跑到省立图书馆去，在那里，一天啃一本好书，看得常常放学时间已过，都忘了回家。 在我初二下那年，父母终于不再心存幻想，将这个不成器的孩子收留在家，自己教育起来。 我的逃学读书记也告一段落了。 休学在家，并不表示受教育的终止。 当时姐姐高中联考上榜了二女中，可是她实在受不了数学的苦难，又生性喜欢音乐，在经过与父母的恳谈和了解之下，她放弃了进入省中的荣誉，改念台北师范学校音乐科，主修钢琴，副修小提琴。也因为这一个选择，姐姐离家住校，虽然同在台北市里住着，我却失去了一个念闲书的好伴侣。 姐姐住校去了，我独占了一间卧室，那时我已办妥休学手续，知道不会再有被迫进教室的压力，我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起来。 那一年的压岁钱，我去买了一个竹做的美丽书架，放在自己的房间里，架上零零落落的几十本书，大半是父亲买回来叫我念的。 每天黄昏，父亲与我坐在藤椅上，面前摊着《古文观止》，他先给我讲解，再命我背诵，奇怪的是，没有同学竞争的压力，我也领悟得快得多，父亲只管教古文，小说随我自己看。 英文方面，我记得父亲给我念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是奥·亨利写的《浮华世界》，后来又给我买了《小妇人》、《小男儿》这些故事书，后来不知为了什么，母亲每一次上街，都会带英文的漫画故事给我看，有对话、有图片，非常有趣而浅近，如《李伯大梦》、《渴睡乡的故事》（中文叫《无头骑士》吗？）、《爱丽丝漫游仙境》、《灰姑娘》这些在中文早已看过的书，又同英文一面学一面看，英文就慢慢的会了。 真的休学在家，我出门去的兴趣也减少了，那时很多同年龄的孩子们不上学，去混太保太妹，我却是不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