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自己空虚的房间，长被雪到膝，赶快脱下来放在气上去烤。想到要写家信，提起笔来，写的当然是那场考坏了的听写，说对不起父母，写到自己对于前途的茫茫然和不知，我停下了笔将埋在双臂里，不知再写什么，窗外冬日的枯树上，每夜都停着一只猫鹰，我一打开窗帘，它就怪嗥。此生对于这鸟的联想有着太多寂寞的回忆，想起来便不喜。每天晚上，修补鞋是天快亮时必然的工作。鞋底脱了不算，还有一个大。上学时，为着踏雪，总是在两双袜的里面包住塑胶袋，门去等公车时，再在鞋外面包上另一个袋。怕，又用橡在鞋底鞋面绑。等到了城内，在学校转弯，快碰到同学时，弯腰把外层的塑胶袋取下来。为了好面，那脱了底的鞋总当心的用一条同的咖啡橡扎着，走起路来，别人看不，可是那个，多少总渗了雪。了教室立即找气的位置坐下来，去烤脚，虽然如此，仍是长了冻疮。同学们笑我为了，零下十九度都不肯穿靴。哪知我的脚尺寸太小，在柏林买不到现成的靴，去问定价格，也不是一个学生所费得起的。自然，绝对不向父母去讨这费用，家信中也不会讲的。那天考坏了，被朋友数落了一顿，都没有使我真正灰心，写家信也没有，功课也照常，只是，当我上床之前，又去数橡预备明天上学时再用时，才趴在床沿，放开怀的痛哭起来。很清楚的记得，那是十二月二日，一九六九年的冬天。那时候，学校说二十二日以后因为圣诞节，要放几天的假，我跟一位同宿舍的男生约好，合汽油钱，他开一半，我开一程，要由西柏林穿过东德境内，到西德汉诺瓦才分手，然后他一路玩玩停停去法国，车由我开到西德南一个德国家中去度节。我们讲好是二十三日下午动。那时，由西柏林要返回东德去与家人团聚的车辆很多，边境上的关必然大排长龙，别人是德国人，放行方便。我是中国的人，那本护照万一临时在关卡不给通过，就穿不过东德境内，而坐飞机去，又是不肯机票钱的。为了这事，那位与我同搭车的法国朋友心里有些不情愿，怕有了临时的麻烦，拖累到他。那位朋友叫米夏埃。他持在旅行之前，我应该先跑到东柏林城那边的东德政府外去拿过境签证。如果不给，就别去了。说来说去，就是为了省那张飞机票钱才这么多麻烦的。米夏埃不常见到我，总在门上留条，说如果再不去办，就不肯一同开车去了。我看了条也是想哭，心里急得不得了，可是课业那么重，哪有时间去东柏林。课缺一堂都不成的，如果缺了一天，要急死的，实在没有时间，连睡觉都没有时间，如何去办手续？心里很怕一个人留在宿舍过节，怕那已经太冷清的心情。“中国同学会”不是没有，可是因为我由西班牙去的，又的是德国男朋友，加上时间不够，总也不太接近，又有一不被认同的自卑心里，便很少来往了。那天，十二月二日，终于大哭特哭了一场。不过才是一个大孩，担负的压力和孤寂都已是那个年龄的极限。坐得太久，那以后一生苦痛我的坐骨神经痛也是当时死钉在桌前来的。而自己为什么苦读——虽然语文是我心挚的东西，仍然没有答案。第二天，十二月三日，也许因为哭累了，睡过了，发觉桌上的小钟指着十，又急得要哭。抓了书本就往车站跑，跑的时候，鞋一开一合的，才知忘了扎橡。而左，也因为坐骨的痛压到神经，变成一拐一拐的了。知第一堂课是完了，赶不上。想，想自己如此苦苦的折磨所为何来，想成了呆。站在车站牌下，看着一次又一次的班车走过，都没有上车。逃课好了，冻死也没什么大不了，死好了，死好了。没有再转车，摸摸上的护照和二十块金的月底生活费，将书在树丛雪堆里一埋，上了去东柏林围墙边，可以申请去的那条地下火车。柏林本来是一个大城，英法苏在二次大战后瓜分了它。属于苏俄的那一半，是被封了，一个城变为天涯海角，不过一墙相隔便是双城了。我下车的那个车站，在一九六九年是一个关卡，如果提申请，限定当日来回，是可以过去的。而东柏林的居民却不可以过来。那个车站是在东柏林，接受申请表格的就是东德的文职军人了。我们的护照和表格在排了很久的队之后，才被收去。收了便叫人坐在一排排的椅上等，等播音机内喊到了名字，又得到一个小房间内去问，问什么我不明白。总之面喜的人来，大半是准东柏林去了。等了很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