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窗外，心里什么东西被震动了一下。那边，丈夫的弯腰给妻将椅放斜，叫她躺下，再脱下了西装上衣，盖在她的膝盖上，太太的，不肯放心的靠，光一直在搜索，自言自语：“没位给你坐，要累的，没位了呀！”我也在找空位，如果前后有空的，打算换过去，叫这对夫妇可以坐在一起，这样他们安然。没有空位了，实在没有，中年的丈夫斜靠着坐在妻座位的扶手上，说：“你睡，没要，你睡，嗯！”我摸摸了一块的红裙，将它铺铺好，用手抚过棉布的料，旧旧的觉，十分熟悉的平安和舒适。那个相依为命——就是它。又是一趟旅行，又是一次火车，窗外，是自己故乡的风景，那一片稻田和红砖房，看成了母亲的脸。扩音机里请没有吃饭的旅客用便当，许多人卖了。前面过边的妇人，打开便当，第一就是去喂她脸向后座望着的孩；母亲的一件单衣，孩被包得密密的，孩不肯吃饭，母亲打了他一下，开始喂。那个《音乐之旅》的女孩姿势没有变，书翻掉了四分之一，看也不看卖便当的随车工作先生。她，和我一样，大概不惯于一个人吃饭，更不能在公共场所吃便当，那要羞死的。我猜，我的母亲一定在打长途电话，告诉举办讲演的单位，说：“三一个人不会吃饭，请在她抵达的时候叫她要吃东西。”这是一个周末的游戏，母亲跟每一个人说：“那个来讲话的女儿不会吃饭。忍不住那份牵挂，却吓得主办人以为请来的是个呆。随车小推来了饮料和零，知自己量不够，买了一盒桔。邻座的那个好丈夫摇摇晃晃的捧来两杯茶，急着说：“呷！免冷去！”太太的却双手先捧给了我，轻轻对先生说：“再去拿一杯，伊没有茶…”我谢了，接过来，手上一阵温传到心里，开始用台语跟这位妇人话起她和丈夫去日本的旅行来，也试着用日语。妇人更近了，开始讲起她的一个一个孩的归宿和前程来。然后，她打开包，很小心的拿一叠用塑胶小袋装着的彩照片，将她生命里的人，一个一个指来请我欣赏。当我年轻的时候，最不耐烦飞机上的老太婆噜噜嗦嗦的将一长条照相夹拿来对我东指西指，恨死这些一天到晚儿女孙的老人。现在，那么津津有味的听着一个妇人讲她的亲人和怀念，讲的时候，妇人的脸上发光，丽非凡。她自己并不晓得，在讲的、指的，是生命里的，也许她还以为，这些远走飞的儿女，已经只是照片上和书信上的事了。“你有没有照片？你亲人的？”“没有随带，他们在我心肝里，没法度给您看，真失礼！”我笑着说。“有就好啦！有就好啦！”说完，那叠照片又被仔细的放回了包，很温柔的动作。然后，将包关上，放在双手的下面，靠了下去，对我笑一笑，拉拉丈夫的袖，说：“我困一下，你也休息。”那个拉丈夫袖的小动作，十分又自然。突然觉得，她——那个妇人，仍是一个小女孩。在信任的人边，她沉沉睡去了。“今天去哪里？”随车的一位小靠过来笑问我。“彰化市。”我说。“晚车回台北？”我摇摇，笑说：“明天在员林，我的故乡。”“你是员林人呀？”她叫了起来。“总得有一片土地吧！在台北，我们住公寓，踩不到泥土，所以去员林人。”“真会骗人，又为什么特别是员林呢？”“又为什么不是呢？果鲜和饯，当然，还有工业。”“去讲演？”“我不会别的。”我们笑看了一，随车小去忙了。为什么又去了彰化？第三次了。只为了郭惠二教授一句话：“我在彰化生命线接大夜班，晚上找我，打那两个号码。”生命线，我从来不是那个值班的工作人员。可是，这一生，两次在夜里找过生命线，两次，分隔了十年的两个夜。“活不下去了…”同样的一句话，对着那个没有生命的话筒，那条接不上的线，那个闷黑暗的渊，爬不来啊的渊。“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啊——”对方的劝语那么的弱，弱到被自己心里的呐喊淹没；没有人能救我，一切都是黑的，黑的黑的黑的…那条生命线，接不上源，我挂断了电话，因为在那里没有需要的东西。就为了这个回忆，向郭教授讲了，他想了几分钟，慢慢的说了一句：“可不可以来彰化讲讲话？”那一天，只有两小时的空档和来台北的郭教授碰一个面，吃一顿晚饭。记事簿上，是快满到六月底的工作。“要讲演？”我艰难的问。“是，请求你。”我看着这位基督徒，这位将青奉献给非洲的朋友，不知如何回绝这个要求，心里不愿意，又为着不愿意而羞惭。生命线存在一天，黑夜就没有过去，值大夜班的人，就坐在自己面前。我禁不住问自己，这一生，除了两个向人求命的电话之外，对他人的生命过什么，又值过几秒钟的班？“好，请您安排，三月还有两天空。”“谢谢你！”郭教授居然说这样的字，我心里很受动，笑了笑，说不什么话来。回家的路上，经过重庆南路，一面走一面抢时间买书，提了两袋，很重，可是比不得心情的重。公开说话，每一次要祈祷上苍和良知，怕影响了听的人，怕讲不好，怕听的人误会其中见仁见智的观念，可是，不怕自己的诚实。我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