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标准的胆小鬼。人生几度坐监牢他说：“来来，我被你吵得头昏脑胀，我也不想工作了，来煮咖啡喝吧！”于是我去找杯子，他去煮咖啡，我说：“请多放些水！”他说：“为什么？”我也不回答他，就放了一大排杯子，每一个房间都去叫门：“出来，出来，老板请喝咖啡啊！”房间内很多人出来了，都是男的，有很多种国籍，神情十分沮丧委缩，大家都愣愣的看着我。警官一看我把人都叫出来了，口里说着：“唉唉，你是什么魔鬼呵！我头都痛得要裂开了。”我问他：“以前有没有中国女孩来过？”他说：“有，人家跟你不同，人家静静的在房内哭着，你怎么不去哭啊？”（怎么不哭？怎么不哭？怎么不哭？太讨厌了！）我捧着杯子，喝着咖啡，告诉他：“我不会哭，这种小事情值得一哭么？”反过来想想，这种经历真是求也求不来的，人生几度夕阳红——人生几度坐监牢呵！看看表，班机时间已过，我说要去休息了，玛丽亚说：“你可以换这件衣服睡觉，舒服些。”我一看是一件制服一样的怪东西。我说：“这是什么？囚衣？我不穿，我又不是犯人。”事实上也没有人穿。警官说：“随便你吧！你太张狂了。”出了喝咖啡的客厅，看见办公室只有劳瑞一个人在，我马上小声求他：“求求你，给我打电话好吧！我要跟律师联络，请你帮帮忙。”他想了一下，问我：“你有英国钱吗？”我说有，他说：“来吧，这里不行，我带你去打外面的公用电话。”我马上拿了父亲的朋友——黄律师的名片，跟他悄悄的走出去。外面果然有电话，劳瑞拿了我的零钱，替我接通了，我心里紧张得要命，那边有个小姐在讲话，我说找黄律师，她说黄律师去香港了，有什么事。我一听再也没有气力站着了，我告诉她没有事，请转告黄律师，台湾的一位陈律师的女儿问候他。挂掉了电话，也挂掉了我所有的希望，我靠在墙上默默无语。劳瑞说：“快点，我扶你回去，不要泄气，我去跟移民局讲你在生病，他们也许会提早放你。”我一句话都不能回答，怕一开口眼泪真要流下来了。英国佬不信我们有电视我在机上没有吃什么，离开香港之前咳嗽得很厉害，胃在疼，眼睛肿了，神经紧张得像拉满的弓似的，一碰就要断了，不知能再撑多久，我已很久没有好好睡觉了。闭上眼睛，耳朵里开始叫起来，思潮起伏，胡思乱想，我起床吃了一粒镇静剂，没有别的东西吃，又吃了几颗行李里面的消炎片。躺了快二十分钟，睡眠却迟迟不来，头开始痛得要炸开了似的。听听外面客厅里，有“玩皮豹”的音乐，探头出去看，劳瑞正在看“玩皮豹过街”的电视。（玩皮豹想尽了办法就是过不了街，台湾演过了。）我想一个人闷着，不如出去看电视，免得越想越钻牛角尖，我去坐在劳瑞前面的地上看。这时大力水手出场了，正要去救奥莉薇，还没吃菠菜。那些警官都在看，他们问我：“你们台湾有电视么？”我告诉他：“不稀奇，我家就有三架电视，彩色电视很普通。”他们呆呆的望着我，又说：“你一定是百万富翁的女儿，你讲的生活水准不算数的。”我说：“你们不相信，我给你们看图片，我们的农村每一家都有电视天线，我怎么是百万富翁的女儿，我是最普通家庭出来的孩子，我们台湾生活水准普遍的高。”复仇者有一个警官问我：“你们台湾有没有外国电视长片？”我说有，叫《复仇者》。我又多讲了一遍《复仇者》，眼睛狠狠的瞪着他们。玛丽亚说：“你很会用双关语，你仍在生气，因为你被留在这里了是不是？复仇者，复仇者，谁是你敌人来着？”我不响。事实上从早晨排队开始，被拒入境，到我被骗上警车，（先骗我去喝咖啡。）到不许打电话，到上洗手间都由玛丽亚陪着，到叫我换制服，到现在没有东西给我吃——我表面上装得不在乎，事实上我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我总坚持人活着除了吃饱穿暖之外，起码的受人尊重，也尊重他人，是我们这个社会共存下去的原则。虽然我在拘留所里没有受到虐待，但他们将我如此不公平的扣下来，使我丧失了仅有的一点尊严，我不会很快淡忘这事的。我不想再看电视，走到另一间去，里面还真不错，国内青年朋友有兴趣来观光观光，不妨照我乘机的方法进来玩一玩。另外房间内有一个北非孩子，有一个希腊学生，有一个奥国学生。我抽了一支烟，他们都看着我，我以为他们看不惯女孩子抽烟，后来一想不对，他们大概很久没有烟抽了，我将烟拿出来全部分掉了。玛丽亚靠在门口看我，她很不赞成的说：“你太笨了，你烟分完了就买不到了，也不知自己要待多久。”这些话是用西班牙文对我说的。我是一个标准的个人主义者，但我不是唯我主义者。几支烟还计较吗？我不会法文，但是我跟非洲来的孩子用画图来讲话。原来他真的是偷渡来的，坐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