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一片寂静。这种时刻太庄严了，以致于谁也不想再对她瞎嚼舌了。

当然，约瑟菲妮对这样一种关系是根本不会满意的。由于她的地位从未完全明确，因此她总是神经质地感到不快。尽管这样，她还是常常受自信心的迷惑而看不到一些事情，并且，不费力气就可以使她忽略更多的事情。于是，一帮谄媚者便不断活动，起一些有利的作用，——但是他们只让她在一个集会的角落里唱歌，而且是随便附带的，并不受重视。她肯定不会为此把她的歌声奉献出来，尽管这根本不算是轻视贬低她。

但是，她也不必这样，因为她的艺术并非不受重视。尽管我们考虑着其它事情，会场上的宁静不仅仅只是为了听歌，有的根本不抬头，而是把脸贴在同伴的毛皮里，好像约瑟菲妮在上面是白费力气，其实——不可否认——她的口哨声或多或少地灌进了我们的耳朵里。口哨声一响起，全体都要保持沉默，好像民族对个体发出了重要信息。约瑟菲妮那尖细的口哨声面对的是难以做出决定的我们，就像我们这个可怜的民族生存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之混乱中。约瑟菲妮坚持着，尽管她的声音并非与众不同，尽管她的成绩微不足道，但她还是坚持着，打通了连接我们的道路，使我们去思考。假使这时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我们是肯定不会容忍的，而且会认为他的表演是瞎胡闹并一同加以抵制。但愿她没有认识到：我们愿意听她唱歌这一事实证明了她并非是在唱歌。对此她一定有所感觉，否则为什么她总是极力否认我们在听她唱歌呢？但她又总是在唱，将这种感觉抛至一边。

但是，她还总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们一定程度上确实在听她唱歌，就像在听一个艺术家演唱。她达到了一个艺术家在我们这儿竭尽全力也达不到的效果，并且这种效果仅仅恰巧是因为她的方法欠缺所致。这大概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

我们这个民族不知何为青年，大家也几乎没有青年时代。虽然不断地提出这种要求：应该保证孩子一种特殊的自由和一种特殊的照料，让他们有权利稍稍自由些，稍稍过分地胡闹几下，并多多少少地玩一玩。应该承认孩子们有这一权利，并帮助实现它。提出这类要求时个个都赞成，再没有比赞成它更值得赞成的了。可是，也再没有比我们现实生活中更不能兑现的东西了。大家赞成这些要求，但是过不了多久，一切就又变成了老样子。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只要他刚刚学会走路，刚刚稍微能辨认四周环境，他就必须像成年人那样照顾自己。由于经济原因，我们分散居住的地域过于辽阔，我们的敌人过多，危机四伏，防不胜防——我们不能让孩子避离生存竞争，假使我们这样做了，那孩子们将会过早地夭折。除了这些可悲的原因外，自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这个民族的繁殖能力极强。一代紧接着一代，每一代都不计其数。孩子们没有时间当孩子。而在其它民族，孩子们会受到精心的照料，并为他们建立学校。从学校里每天蜂拥出来的那些孩子们是民族的未来，在较长的时间内日复一日从那里出来的都是同一批孩子。我们没有学校，但在最短的时间间隔，却会从我们民族涌现出一群又一群孩子，不计其数。当他们还不会吹口哨的时候，便快活地发出尖细的嘶嘶声；当还不会跑的时候，便打滚或挤在一起滚个不停；当还看不见东西的时候，便合伙笨拙地将一切都拖走。我们的孩子哟！不像那些学校里的同一批孩子，不，我们的孩子不断涌现，没有止境，没有间断，一个孩子刚出世不久，他便无法再做孩子了，他的身后又涌出了新的孩子面容，他们匆匆出世，欢迎喜喜，数量之多，无法辨认。当然，尽管这是好事，尽管其它民族会因此而嫉妒我们，但是我们却无法给孩子一个真正的童年。这事自有其后果。我们民族渗透着某种消除不掉的、根深蒂固的孩子气，这同我们可靠的讲求实际的思维方式这一最大优点恰恰相矛盾。有时我们的行为极其愚蠢，跟孩子们干傻事一模一样，没有意义，浪费，慷慨，轻率，而所有这些经常仅仅是为了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当然我们从中得到的乐趣不如孩子们的多，但肯定还是有那么一些。约瑟菲妮就一直从我们民族的这种孩子气中得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