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我能的事只能是趁着世人尚未手此事时尽量改变自己，我虽然不到彻底去掉她的烦恼（这绝不可能），但我想设法减轻她的烦恼。我确实常常自问，是否我的现状使我如此心满意足，以致于我本不想去改变它；假如我自己不作努力，是否没有可能在我上发生某改变。我想改变自己，并不是觉得自己有改变的必要，而只是为了使这个女人能够平静下来，我真诚地作过这尝试，并不是轻轻松松、漫不经心，这甚至使我满足，几乎叫我开心。随后，某些改变现了，而且很明显，我无需提醒她注意这些改变，这类东西她发现得比我还要早，她能觉察到我骨里的意思。然而，我的努力是徒劳的。怎么可能见效呢？现在我算看清楚了，她对我的不满是固的，任何东西也不能消除这不满，就是我死了她的不满也不会平息，甚至她听到我自杀的消息后仍会盛怒不已。现在，我不可想象，她——这个觉锐的女人——为什么不能像我一样，真正意识到她努力的无望、我的无辜以及我甚至尽了最大心愿满足她要求的无能。她一定意识到了这些，但是作为斗志旺盛的人，她把一切都忘记在斗争的狂之中。我可悲的特（天生如此，我无法选择）就在于我想对失去情控制的人低声提醒他们注意，我们以这方式自然永远也不会取得相互理解。每当我在一大早的幸福时刻迈家门时，总会看到这张由于我而愁眉苦脸的面孔，她闷闷不乐地撅着嘴，用一审视的、而且在考试之前就能看结果的目光瞟我一，即使任何最容易消失的东西也逃不过这一瞥，她姑娘般的面颊上带着苦涩的微笑，一双控诉的睛仰望天空，为了稳住，她双手叉向腰，接着，在暴怒中脸变得苍白，浑开始颤抖。

前不久，我第一次向一个好朋友暗示了这件事（连我自己对此也颇惊讶），只是轻描淡写，随便说说而已，为了向外界表明这件事情对我微不足，我一字未提自己苦恼的真情，然而不同寻常的是，这位朋友并未敷衍了事地一听了之，他甚至还从自己的角度调了这件事的重要，说得极其认真并且持自己的看法；而更为不同寻常的是，他尽如此却还是在重要的一上低估了这件事本，因为他郑重其事地建议我外旅行。他的建议比任何一建议都更缺乏理智。事情虽然简单，每一个接近它的人都能认清，但是，它们也并不是简单地能够通过我的离开而全

相信她那一。那么，我能在这一上无动于衷吗？不，当然不能！因为说不定这事哪天确实被张扬去，说她得病是我的行为所致，另外，几个传播消息最起劲的“密探”正准备察一切，或者他们起码会装腔作势，似乎她们已经明察秋毫。这时世人就会来质问我，为什么我本难移地折磨这个小女人，我是否存心要置她于死地，我何时才能获得理智和常人的同情心从而停止我的所作所为？如果世人这样问我，我将很难回答，我难能说，我并不大相信她真的得病，这样说会不会给人造成一开脱罪责、怪罪他人的坏印象呢？并且以如此不巧妙的方式？另外，我似乎可以完全坦率地说，我就是没有同情心（就算我相信她的确有病），因为这个女人我从来就不认识，而且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关系只是由她制造的，仅仅是她的一厢情愿。我不想说，人们会不相信我的话，确切地说，人们又信又不信，他们还本顾不上考虑这些事情，而只兴趣于我的答复——有关一个弱患病女人的答复。这样一来，似乎对我稍有不利。这时无论我怎样回答，世人的无能将顽固地妨碍我在某情况下，比如我在目前所的情况下，要避免和那个女人之间存在情关系的嫌疑，尽这关系显而易见压就没有。假如我们之间存在情关系，而且还是由于我产生的，那么，我的确会佩服这个小女人判断事的非凡能力以及一步完成此事的契而不舍的神；再假使其上述优没有增加我的苦恼，那我就更会对她佩服得五投地。然而，她上绝对没有一丝对我友好的迹象，在这一上她是诚实可信的，在此也寄托着我最后的希望。假如要人相信我们之间有情关系是她的战略计划，那么她就会难于自控地放手去这件事，可她一次也没有。但是，在这方面过于迟钝的公众将固执己见，始终作指责我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