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的单纯表现，这便是复杂的纠纷的表现。如《祖母的心》（《火灾》中）写亲之与礼教的冲突，结果那一对新人妥协了；这是现代一个极普遍极葛藤的现象。《平常的故事》里，理想被现实所蚕，几至一些无余；这正是理想主义者烦闷的表白。《前途》与此篇调相类，但写的是另一面。《城中》写腐败社会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疑忌与谋；而他是还在准备抗争。《校长》与《搭班》里两个校长正在兴兴地计划他们的新事业，却来了旧势力的侵蚀；一个妥协了，一个却似乎准备抗争一下。但《城中》与《搭班》只说到“准备”而止，以后怎样呢？是成功？失败？还是终于妥协呢？据作品里的空气推测，成功是不会的；《城中》的主人公大概要失败，《搭班》里的大概会妥协吧？圣陶在这里只指这冲突的存在与自然的展，并没有暗示解决的方法或者路。到写《桥上》与《抗争》，他似乎才一步地追求了。《桥上》还不免是个人的“浪漫”的行动，作者没有告诉我们全的故事；《抗争》却有“集团”的意义，但结果是失败了，那领导者了祭坛前的牺牲。圣陶所显示给我们的，至此而止。还有《在民间》是冲突的别一式。 圣陶后期作品（大概可以说从《线下》后半起）的一个重要的特，便是写实主义手法的完成。别人论这些作品，总侧重在题材方面；他们称赞他的“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描写”这是并不错的。圣陶的生活与时代都在变动着，他的从村镇转到城市，从儿童与女人转到战争与革命的侧面的一些事件了。他写城市中失业的知识工人（《城中》里的《病夫》）和教师的苦闷；他写战争时“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与一分村镇人的利己主义，提心吊胆，琐屑等（如茅盾先生最的《潘先生在难中》，及《外国旗》）。他又写战争时兵士的生活（《金耳环》）；又写“白的恐怖。”（如《夜》，《冥世别》--《大江月刊》三期）和“目前政治的黑暗”（如《某城纪事》）。他还有一篇写“工人阶级的生活”的《夏夜》（《未厌集》）（看钱杏邨先生《叶绍钧的创作的考察》，见《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二卷）。他这样“描写了广阔的世间”；茅盾先生说他作《倪焕之》时才“第一次描写了广阔的世间”似乎是不对的（看《读〈倪焕之〉》，附录在《倪焕之》后面）。他诚然“长于表现城市小资产阶级”（钱语），但他并不是只长于这一表现，更不是专表现这一人，或侧重于表现这一人，即使在他后期的作品里。这时期圣陶的一贯的态度，似乎只是“如实地写”一；他的取材只是选择他所熟悉的，与一般写实主义者一样，并没有显明的“有意的”目的。他的长篇作品《倪焕之》，茅盾先生论为“有意为之的小说”我也有同；但他在《作者自记》里还说：“每一个人，我都用严正的态度如实地写”这可见他所信守的是什么了。这时期中的作品，大抵都有着充分的客观的冷静（初期作品如《饭》也如此，但不多），文字也越发炼，写实主义的手法至此才成熟了；《晨》这一篇最可代表，是我所最的。--只有《冥世别》是个例外；但正如鲁迅先生写不好《不周山》一样，圣陶是不适于那表现法的。日本藏原惟人《到新写实主义之路》（林伯脩译）里说写实主义有三。圣陶的应属于第二，所谓“小布尔乔亚写实主义”；在这一上说他是小资产阶级的作家，我可以承认。 我们的短篇小说“即兴”而成的最多，注意结构的实在没有几个人；鲁迅先生与圣陶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他们的作品都很多，但大分都有谨严而不单调的布局。圣陶的后期作品更胜于初期的。初期里有些别，《隔》自颇凑，但《不快之》及《啼声》，就没有多少彩；又《晓行》，《旅路的伴侣》两篇（《火灾》中），虽穿颇费苦心，究竟嫌破碎些（《悲哀的重载》却较好）。这些时候，圣陶用象观念的比喻，如“失望之渊”“烦闷之渊”等，在现在看来，似乎有些陈旧或浮浅了。他又用骈句，有时使文字失去自然的风味。而各篇中作者面解释的地方，往往太正经，又太多。如《苦菜》（《隔》中）固是第一的叙述，但后面那一个公式与其说明，也太煞风景了。圣陶写对话似不擅长。各篇中对话往往嫌平板，有时说教气太重；这便在后期作品中也不免。圣陶写作最快，但决非不经心；他在《倪焕之》的《自记》里说：“斟酌字句的癖习越来越”我们可以知他平日的态度。他最擅长的是结尾，他的作品的结尾，几乎没有一篇不波俏的。他自己曾戏以此自诩；钱杏邨先生也说他的小说“往往在收束的地方，使人有悠然不尽之。” １９３0年７月，北平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