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等，里面的文章，无论从思想说，从表现说，岂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里找得的？--至多情趣有一些相似罢了。我宁可说，他所受的外国的影响比中国的多。而其余的作家，外国的影响有时还要多些，像鲁迅先生，徐志先生。历史的背景只指给我们一个趋势，详细节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说了外国的影响，历史的背景并不因此抹杀的。但你要问，散文既有那样历史的优势，为什么新文学的初期，倒是诗，短篇小说和戏剧盛行呢？我想那也许是一反动。这反动原是好的，但历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它们支持了几年，终于懈弛下来，让散文恢复了原有的位置。这现象却又是不健全的；要明白此层，就要说到本质的原因了。分别文学的制，而论其价值的下，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所的，那是一件批评的大业，包着议论和冲突；浅学的我，不敢赞一辞。我只觉得制的分别有时虽然很难确定，但从一般见地说，各实在有着个别的特；这特有着不同的价值。抒情的散文和纯文学的诗，小说，戏剧相比，便可见这分别。我们可以说，前者是自由些，后者是谨严些：诗的字句、音节，小说的描写、结构，戏剧的剪裁与对话，都有规律（广义的，不限于古典派的），必须心结撰，方能有成。散文就不同了，选材与表现，比较可随便些；所谓闲话，在一意义里，便是它的很好的诠释。它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下之别。但对于懒惰与速的人，它确是一较为相宜的制。这便是它的发达的另一原因了。我以为真正的文学发展，还当从纯文学下手，单有散文学是不够的；所以说，现在的现象是不健全的。--希望这只是暂时的过渡期，不久纯文学便会重新发展起来，至少和散文学一样！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的样式，的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动，或蓄，在表现上是如此。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所以一向写不什么好东西。我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散文。二十五岁以前，喜写诗；近几年诗情枯竭，搁笔已久。前年一个朋友看了我偶然写下的《战争》，说我不能抒情诗，只能史诗；这其实就是说我不能诗。我自己也有些觉得如此，便越发懒怠起来。短篇小说是写过两篇。现在翻来看，《笑的历史》只是庸俗主义的东西，材料的拥挤，像一个大肚的掌柜；《别》的用字造句，那样扭扭的，像半不遂的病人，读着真怪不好受的。我觉得小说非常地难写；不用说长篇，就是短篇，那经济的，严密的结构，我一辈也学不来！我不知怎样置我的材料，使它们各得其所。至于戏剧，我更是始终不敢染指。我所写的大抵还是散文多。既不能运用纯文学的那些规律，而又不免有话要说，便只好随便一说着；凭你说懒惰也罢，速也罢，我是自然而然采用了这制。这本小书里，便是四年来所写的散文。其中有两篇，也许有些像小说；但你最好只当作散文看，那是彼此有益的。至于分作两辑，是因为两辑的文字，风格有些不同；怎样不同，我想看了便会知。关于这两类文章，我的朋友们有相反的意见。郢看过《旅行杂记》，来信说，他不大喜我这文章，因为是在模仿着什么人；而模仿是要不得的。这其实有些冤枉，我实在没有一意思要模仿什么人。他后来看了《飘零》，又来信说，这与《背影》是我的另一面，他是喜的。但火就不如此。他看完《踪迹》，说只喜《航船中的文明》一篇；那正是《旅行杂记》一类的东西。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照。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定见的，只当时觉着要怎样写，便怎样写了。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见，是在读者。朱自清１９２８年７月３１日，北平清华园。（原载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２５日《文学周报》第３４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