漓尽致地披露了他的主观深层世界，裸露地再现他全部的生命空间，从而为现代散文提供了崭新的审美内容。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朱自清用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在散文美学范畴提出了意在表现自己的命题，这是他对现代散文的突出贡献。杨振声在《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中又说自新文学运动以来，一般最大的缺陷是对于文学所用的语言缺乏研究和努力，但是朱自清先生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很可观。朱先生的可观的成就，突出地体现在谈话风的艺术语言的建树方面，这是朱自清散文创作的一种自觉的审美追求，也是朱自清对现代散文美学的又一大贡献。五四文学革命的初期，白话文虽然短短几个月内取代了文言文，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但是新文学语言作为一个全新的艺术建构工程，其任务却非短期内就能完成的，甚至五四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尽管作家们都采用白话来写作新文学作品了，但很少有人用真正的口语来创作。当时的作家所使用的白话：一是半文半白的白话，即指含有大量文言成分的白话；一是所谓欧化的白话，那是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发生的，加之有些人积极提倡的所谓欧化的白话文、欧化国语文学（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因此正如杨振声说的，尽管大家改用语体文了，但却不文不白，不南不北，不中不西，马马虎虎把语言这一关混过去了。混是混过去了，应用也勉强可以，可是缺乏了一件东西，那便是语言的灵魂。怎么说，它也不够生动，没有个性，又不贴近日常生活。这也就说明了新文学为什么打不进民间去。杨振声是一语道出了这种语体的致命弱点：那就是打不进民间去。而这个致命的弱点也就势必导致新文学与人民大众的隔膜，使新文学的读者群和影响的范围都相对地缩小了。与一般作家不同，朱自清是一个对汉语颇有研究的作家，对口语体语言的研究，是他语言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在记述口语体语言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时，他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说：用口语为的是求真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效果，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基于对口语体语言的研究，基于对求真化俗审美目标的追求，朱自清创作伊始，便注重北平的方言，以北平话做底子，从口语中提取有效的表现成分，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文学语言的口语化迈进，并逐步形成了一种堪称典范的独具个性的白话文学语言--谈话风的艺术语言。这种语言念起来上口，有现代口语的韵味，叫人觉得那是现代人口里的话，不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叶圣陶《朱佩弦先生》），虽说仍系知识分子化的口语，却亲切自然，鲜活上口，幽默风趣，雅俗共赏，这就使得他的散文比起当时一般作家的作品来，拥有更多的读者，缩小了新文学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距离，而这正是朱自清高出于一般作家的地方，也是他为现代文学，尤其是为现代散文语言的建设所作的开拓性贡献。四应浙江文艺出版社之约，我们接受了编辑《朱自清散文全编》的任务。在编辑之前，我们反复讨论酝酿，取得的共识是：朱自清一生所写的散文数量很多，在一书中做到全编实属不易。但如不包括书评、序跋、杂文等，单就人们所称的美文这狭义散文而言，做到全编则是可行的。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就狭义散文而言编出一本真正《朱自清散文全编》。我们在编辑过程中，一是做到无一遗漏，这是指不仅收集全了任何集子中朱自清的散文，而且，我们还尽最大努力发掘、查找一些散佚不见的散文，如本书中的《南行通信》和《南行杂记》两篇，是原来刊登在一九三○年七、九月间的《骆驼草》杂志上的，由于一直没有被收入朱自清散文的集子，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有被湮没的危险，这次我们从浩如烟海的旧杂志中把它们发掘了出来。二是对朱自清的一些广义的散文，如杂文、序跋、书评等，原则上不收，但也并非一概不收，而是作比较严格的取舍，酌情收入一些能反映朱自清重要思想、观点和生活的代表文章，让读者能通过这些文章更全面、立体地了解朱自清。三是全书仍按朱自清生前编定的散文集编排，以时间先后为序，一些散见于集外的散文另编于后，这样，更有利于了解到朱自清散文的原貌。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本书编辑过程中，得到了朱乔森先生的大力支持，他为本书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姜建先生也为本书的编辑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应该说，这部书的出版，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尚感不安的是，不知我们的编辑思想是否合理？一些文章的取舍是否公允？所有这些，我们真诚地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１９９５年７月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