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不像隐居的鼹鼠，而是像后来我们课文中学过的一种寒号鸟，它老是唱着：得啰啰，得啰啰，寒风冷死我，明天就垒窝。他们得过且过，今日有酒今日醉。他们的华丽是末世的华丽，只是过眼的烟云。"文化革命"初潮时期，在这个城市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摩登男女的尖头皮鞋和窄裤腿。这显得粗暴而且低级，却并不出人意外，而是，很自然。这种不合时宜的华丽，终会招来祸事，只是个时间的早晚问题。但真到了看着这些趾高气扬的男女们赤着足，狼狈地在街上疾走，心里竟也是黯然的，好像临头的不仅是他们的末日，也是自己的。

大约是七二年的光景，也就是"文化革命"的中期。那时我们有一伙人长时间地离开各自插队的生产队，聚集在上海，活动着投考地方或部队的文工团。我们互相串来串去，交流着学习音乐的感想。有一日，我们相约到某女生家去，听一名老师讲和声技法。这是名插队江西的女生，曾在音乐学院附小就读，专攻大提琴。她的长相略有些粗拙，穿着朴素得近乎土气，但态度很沉静，流露出良好的教养。她家住在喧闹的静安寺附近，走过一条嘈杂的菜场，弯进一个背静的短弄，敲开第一幢楼的底层大门，就走入了她家的公寓。这公寓里竟是，竟是这样的生活！棕色的打蜡地板发出幽光，牛皮沙发围成一角，一盏立灯下，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先生正在看报。客厅的这一角，立着一架荸荠色的钢琴。与沙发那角，隔着餐桌。客厅通往卧室、或者卫生间的门，半开半掩着，有一身着睡衣裤的女人里外走动着，是这家的母亲。由于客厅阔大，距离略远，她的活动又基本局限于那一个角落里，灯光从后头照着她，有一股慵懒的、闲适的气氛。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里，说佟振保夜里看见王娇蕊从卧室里摸出来，到穿堂里接电话，在暗黄的灯照里的气氛，就有些类似。这样的布尔乔亚式的生活，保存得这样完好，连皮毛都没伤着。时间和变故一点都没影响到它似的。在疾风暴雨的革命年头里，它甚至还散发出一些奢靡的气息，真是不可思议。这客厅，你说放在哪个年代不成？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六十也勉强可以，然而，这是七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关头。说他们没希望了，可他们却依然故我，静静地穿越了时代的关隘。它们也可说是落伍，和时代脱节，可看起来它们完全能够自给自足，并不倚仗时代，也就一代一代地下来了。

在我家的弄底，住着一户医生的家庭，老先生是沪上小有名望的小儿科医生。要知道，在他那个时代，小儿科作为一门专科，是表明了西学的背景。他原是开着一家私人诊所，他家的住宅就是按着诊所的需要，在这新式里弄房屋的基础上扩建和改造过的。它要比其余几幢房子都大，扩建的部位占去了一个后弄的弄底。所以它的后门不是与其他的后门并列开设，而是成直角，直对着后弄口。改造的部分则在前门，一律的长方形院子，他们则切去了一条，做了一个门厅，门厅里设挂号的窗口，还有候诊间，就像一家真正的医院。我从来没有进过他们家，他家门户也很森严。只是他家那半边院子里，繁茂的花木，从院墙伸出了枝头。他家有三儿二女，其中一儿一女承袭父业，学西医，也是小儿科。老先生后来关了诊所，受聘于一家儿童医院任院长。从这点来看，他似乎是一个谨慎的人，因为在那时节，私人开业的医生还有一些，政府并不禁止。再有，他有时候会来向我母亲打听一些事情。他向来称我父亲母亲为"同志"，前面冠以姓字。他很信赖我母亲的政策水平。到"文革"结束之后，我们家也搬离了这条弄堂，有一日，他和师母竟还寻来，与我母亲商量退休好还是不退休好的问题。他极少在弄堂露面，上下班都有小车接送。他们的家庭在这条普通的弄堂里显得很神秘，倘不是他家的保姆与弄内其他人家的保姆结伴来往，传出一些消息，人们就再无从了解。他家长年用两个保姆，其中一个据说是师母的陪房丫头，后因紧缩家政，离开他家，到隔壁一户人家帮佣，但却依然自由出入他家。从这保姆身上，也可看出他家的生活是何等养尊处优。与其他保姆不同，这保姆是单独开伙的，她的饮食要比她的新东家精致得多，自己慢慢地在厨房里享用。从她的言谈中得知，老医生家的保姆是不上灶的，只做些下手，师母亲自烹饪。每天天不亮，那保姆则要负责磨出一罐新鲜豆汁，同大米煮成米粥，给老先生做早餐。他家吃饭实行严格的分餐制，使用公筷，碗筷每餐都要消毒。我从后门口窥见过他家的厨房，果然有一具石磨，想就是用来磨豆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