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特鲁德稍有离去，对他都是一次感情上的磨难。

婚后不久，杰特鲁德发现，尽管丈夫是美国人，她仍只拥有在美国的暂时居住权。她必须回加拿大几周，办理有关证件，然后才能取得永久居住权。在妻子离开的日子里，阿西莫夫忧心忡忡，生怕杰特鲁德会被拒绝人境。他无法集中精力工作，整个晚上都在屋中踱来踱去，掰着指头数着日子等杰特鲁德回来。

婚后的初期生活给阿西莫夫留下了永久的美好回忆，尤其是他在宾夕法尼亚海军造船厂工作的那段日子里，他们共同度过的那些周末。他们婚后的第二个家安在一个叫温格特汀的地方。每个周六的夜晚，他们都过得颇具特色。晚饭后，阿西莫夫到附近的店里买回早到的周日报纸，两人蜷在沙发上一块看，先是看连环画，再看满是战争情况的当日新闻。在寒冷的深冬，他踏雪回到家中，妻子端来一杯滚热的可可奶，收音机里传来科尔·波特的歌，阿西莫夫尤其喜欢在这种氛围里与妻子一块蜷在沙发上看报纸。有时，两人在下班后乘直达火车回纽约度周末。周日，他们偶尔也会康尼岛的大道上的环岛散步。有时，杰特鲁德的弟弟来和他们一起度周末。小伙子即将应征入伍，他们谈论各自的未来计划，在温馨中度过一个轻松的纽约仲夏夜。

1944年春，欧洲战事正明显地朝著有利于盟国的方向发展，但征兵的阴云仍威胁着像阿西莫夫这样不愿人伍的人。有些士兵在军中服役已超过18个月，由于要对他们进行轮换，因此必须征召第二批年轻人。

战争开始时，阿西莫夫的应征等级是“2B”这意味着他无须担心被选上。“B”代表他的健康状况，因为近视眼，他没能得“A”“2”代表他不在优先之列，因为他在海军造船厂为战争工作着。尽管如此，1944年与1945年的大部分时间，阿西莫夫都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的。他的创作才能似乎也因此而冻结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大部分时间里，他根本无法令自己写出点什么。

尽管他当时精神紧张，创作困难，他还是写出了被许多人认为是他力作之一的《骡子》。这部作品后来成为《基地三部曲》的基石。当他静下心来写作时，灵感又回到了他的身边。这部作品充分反映了当时萦绕他心中的问题。《骡子》中随处可见军队的影子，同时，这部作品中还塑造了两个主角——一对年轻夫妇。这在阿西莫夫的作品中是罕见的。

在那令他神经紧张的时期，他得参加系列体检，去各种委员会接受人伍资格评判。得到“1A”便意味着得随时待命，这是他最害怕的。为避免这样事情的发生，他想尽了一切办法。在人伍的一次目力测验中，医生让他读出屋子那头测试板上的字母，他以“克罗奇·马克思”式的幽默问道：“什么测试板？”

尽管阿西莫夫不是个绥靖主义者，但他认为，动用武力是最落后的，是解决争端最无效的方式。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英雄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会诉诸武力的，他总是在作品中倡导消极抵抗。在他看来，二战所牵扯的谁是谁非已是很清楚的了，他坚信必须阻止希特勒。同时，他也不是懦夫。他从不主动使用暴力，但一旦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他也会采取果断行动。晚年时，他面对无理之举总是义愤填膺。他通常总是通过法律来讨回公道，但有一次，如果不是被人拉住，他差点接了一个傲慢而又不知悔改的司机。这名司机竟闯进他的车里，威胁他的孩子。阿西莫夫有他自己的法令：“暴力是无能者最后的避难所。”但像许多人一样，必要之时，他也能证明自己是无能的。

如果征兵名单上有他，那他就得抛下在纽约的妻子及家人，被派往地球上的某个遥远的地方，还不知要呆多久。一想到这些，他就惶惶不可终日。他幼稚地为妻子发愁，并不知道他不在时，妻子将得到政府资助。他最不愿想的就是自己孤零零一人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