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做准备。1933年前，学校与当地图书馆是艾萨克看世界的主要窗口，而现在通过收音机，他就能亲耳听到关于德国扩张主义的演说，了解到大洋彼岸争端的不断升级。在13岁左右，艾萨克萌发了最初的政治意识。虽然他从未就国家政治问题发表过激进的演说，但他总是辨明是非，并敢于直言。广义上讲，他是个自由主义者，既非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也不是激进主义者。他对世界有着清晰、理智的认识，天生具有人道主义意识，并对世界如何才能最合理地运作有着一整套见解——尽管他知道人们很难认同他的理想。

在里奇伍德的生活坚定了少年艾萨克的政治情感。当反犹主义在欧洲盛行时，阿西莫夫一家的邻居们以一些微妙的行为，使艾萨克首次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这些邻居大部分是信基督教的德国移民的后裔。学校里，一些信奉反犹主义的温和派教师尤为不喜欢艾萨克这个说起来没完、自以为是的家伙；社区里，一些顾客也不知为什么不再到店里购物。这使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个犹太人，他觉得很不舒服，更加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

可笑的是，这家人其实对宗教毫无兴趣，艾萨克几乎没去过犹太教堂，他13岁时，甚至没举行过男孩成人仪式①，这在不信东正教的犹太人中，都是很少见的。

①犹太男孩成人仪式（barmitzvah），系犹太男孩在13岁时举行的一种仪式，表明其已经长大成人，应开始承当宗教义务。

在学校里，虽然他的操行不好，但学习一直不错。大部分科目他都能得最高分。即便如此，只要有一门未达到90分，父亲就得审问他；如果在班上的名次下降，等待他的则是更为严厉的盘查。

艾萨克的父亲是大批勤恳移民的典型代表，他们在新世界创立家业，不光是为自己，主要还是为了下一代。朱达明智地意识到，现代社会中，教育才是开启成功之门的钥匙。他非常严格地将自己的信念付诸于实践。作为家中的长子，父亲这种望子成龙的迫切心情着实令艾萨克遭了不少罪。由于朱达认为儿子应将所有空闲时间都用于温习学校的功课，他对儿子看流行杂志、科幻小说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儿子养成这一兴趣，有点大任性了。相对而言，斯坦利后来的日子则要好过得多。

在学业上，艾萨克面对的并不仅仅是父亲一人的粗暴态度。1934年，他的英文教师组菲尔德先生在学校开设了一门写作课，从不愿错过机会展示自己天才的艾萨克抓住这个机会，准备打着做作业的幌子写篇小说。这一事件差点断送了他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

这门课的第一篇作文按要求应该是篇描写性的散文。艾萨克不假思索，很快便决定描写一个美丽的春日。他将写《一群来自格林维尔的大学生》所得的教训抛在了脑后。这是他犯的第一个错。他不写布鲁克林春天的早晨，却天马行空地描绘起了想象中乡下的一个春晨。

交作文的日子到了，老师问有谁愿意起来读读自己的文章。艾萨克这时又犯了第二个错误，迫不及待地举起了手，被请到了讲台上念自己的大作。

艾萨克的作文以鸟儿鸣唱、花儿开放这种温情脉脉的描写开篇，全文充斥着19世纪小说特有的废话，真不愧是看了好几年19世纪的小说家的作品。他的这篇作文写得天真、幼稚，在班上一群“饱经世故”的十五六岁男孩的眼中，他只不过是个14岁的毫无经验的小男孩，他的作文简直太幼稚了。他们开始大声笑了起来。老师也站起来，没等艾萨克念完整句话就打断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