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的生活都不能健全而达观；只有平衡发展一个快乐人生所必须的一切冲动，然后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我并不是建议，人们不应该有关于性的道德和自制，恰如我并不主张取消关于饮食的道德和自制一样。关于饮食，我们有三种限制，即法律的限制、礼节的限制和健康的限制。我们要是偷东西吃，或是与人共餐而吃了超过我们本应当有的份量的，或者是胡吃乱吃以致生病的，大家都认为是错了。就性而论，同样的限制也是必不可少的，不过性方面的限制复杂得多，而且需要更多的自制。况且，一个人既然不应该占有别人的所有物，那么在性方面，类似于偷窃的行为，不是私通，而是强奸，这显然要受到法律的禁止。卫生方面所发生的问题，差不多完全和花柳病有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在讨论娼妓的时候已经提到过了。显然地，减少专门营业的娼妓，是医药之外对付这个社会恶疾的最好方法；近年来青年一天天地得到更大的自由，这种情形对于减少专业娼妓是最有效的。

一种完美的性道德，不能认为性只是一种自然的饥饿，只是一种或许会酿成危险的源泉。自然，这两种意见都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应该记得性和一些人类生活上最大的幸福是有关联的。似乎最重要的三种是：抒情的恋爱，婚姻中的幸福，和艺术。关于抒情的恋爱和婚姻，上面已经说过了。有的人以为，艺术与性没有关系；现在主张这种观点的入，已经没有从前那么多了。凡是一种艺术的创造，其情感在心理上都与求爱有关，这是很明显的；这种关系虽然不必一定是直接的。明显的，却是很深沉的。要使性的冲动达到艺术的表现，必须有许多条件。第一，那人必须要有艺术的才气；但是这种艺术的才气，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民族里，似乎也是一个时期普遍。一个时期又少有的；所以，我们可以万无一失地断定：环境（和天生的才能相反的）对于艺术冲动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艺术冲动的发展，必定要有一种自由。这里所谓的自由并非奖酬艺术家的意思，乃是那种不逼迫或引诱艺术家变成没有高尚心志的俗人的自由。当裘力斯二世把米开朗基罗监禁起来的时候，他毫不干涉艺术家所需要的自由。裘力斯二世之所以监禁他，是因为他认为米氏是个重要的人物，凡是教皇以下阶层的人对米氏有丝毫的冒犯，他都不能容忍。但是，假如一个艺术家要向有钱的主顾或者都市的权贵叩头，不得不拿他的作品去将就他们的艺术格调，那他艺术的自由就丧失了。于是他假如怕社会上的责难或经济上的窘迫，而不得不过着一种事实上不能再忍受的婚姻生活，那他就丧失了艺术创造上所必需的精力了。凡是一个拘守着习俗上的德行的社会，都不能产生伟大的艺术。那些曾经产生过伟大艺术的社会，都是由那些在美国爱达华州被认为应该被阉割的人组织成的。美国现在所有艺术的天才，多半是由欧洲输入的；在欧洲，艺术的自由尚有保存的，然而欧洲现在渐渐已经美国化，结果，所谓艺术的天才，大有必须求助于黑人之势。艺术最后的田园，似乎不在西藏的高原，就在非洲刚果河的上游。但是艺术的最后灭绝，是不能迟延多久的，因为美国目前对外国艺术家预备滥施的那种奖酬，将不可避免地致艺术于死地。过去的艺术是建筑在通俗基础上的，而这体通俗基础，全靠人生的欢乐才成立。人生的欢乐，又全赖性方面的出乎自然。性受抑制的地方，人生中剩下的只是工作；而为工作而工作的宣传，永远产生不出任何值得去做的工作。我不希望有人告诉我，某人对于美国每天（或者应当说每夜吧？）进行的性交数目作了统计，发现平均每人所行的至少与任何别的国家里一样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实在的情形，我一点也不想否认这个说法。习俗的道德家们最危险的谬误之一，就是要把性的关系削减到仅仅的性动作，以便他们更好地加以攻击。凡是我所知道的文明人和野蛮人，从没有一个是仅仅凭着性动作而得到本能上的满足的。通常先有情感的冲动，然后才会引起性的动作；要想满足这种冲动，必定先要求爱，先要有爱情，先要有伴侣的情谊。没有这几样东西，肉体上的饥饿虽然可以暂时平息，精神上的饥饿却仍然不能减轻，这样是不能得到什么深长的满足的。艺术家所需要的自由，是自由去爱的自由，并不是去和不相识的妇女解决肉体需要的那种粗暴的自由；而自由去爱，尤其是习俗上的道德家所不承认的。假如世界已经美国化了之后，艺术还想复兴，则美国必须改变才行；美国的道德先生必须变得比较不道德，美国不道德的先生们必须变得比较道德些。总而言之，这两种人都应该认识：性关系中还有更高的价值，并且人生的愉快也许比一张银行存款单的价值更要高些。游历美国的人所最感痛苦的，无过于愉快的缺乏。美国的愉快是狂欢滥饮，只图一时的忘形，而非陶然的自我的表现。先前他们的祖父随着巴尔干或波兰乡村的管乐跳舞，现在他们整天地坐在办公桌旁边，坐在打字间和电话中间，重要是重要，却没有一点价值。一到晚上，他们就饮酒作乐，在喧嚣声中，自以为找着了快乐；其实，他们不过是藉卖身为奴的人的肉体，寻得一点疯狂的快感，聊以把以钱赚钱的生活作暂时的忘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