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吗？记不清哪一年的一个炎热的五月早上。拉兹维利耶火车站。凶多吉少的政委车厢。明确的概念，直率的态度，严厉的原则，正确的化身。对了，斯特列利尼科夫！”

他们已经谈了很久，整整几个小时，只有在俄国的俄国人才会这样谈话，特别是那些惊恐和悲伤的人，那些发疯和狂怒的人，而当时俄国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的人。黄昏来临。天色渐渐黑了。

除了同所有人都操心地谈个没完的习惯外，斯特列利尼科夫之所以喋喋不休还有另外的、自己的原因。

他有说不完的话，全力抓住同医生的谈话，以免陷入孤独。他惧怕良心的谴责还是惧怕追逐他的悲伤的回忆，还是对自己的不满在折磨他？他对自己的不满已经到了无法忍耐、仇恨自己、羞愧得准备自杀的地步了。或者他已作出了可怕的、不可更改的决定，因此他不愿意一个人孤单单的，如果可能的话，他借同医生谈话和呆在一起的机会而推迟决定的执行？

不管怎么说，斯特列利尼科夫隐藏着使他苦恼的重大秘密，而在其他的一切话题上倾吐肺腑。

这是世纪病，时代的革命癫狂。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儿，说的和表现出来的又是另一回事儿。谁的良心都不干净。每个人都有理由认为完全是自己的过错，自己是秘密的罪犯，尚未揭露的骗子。只要一有借口，想象中就会掀起自我谴责的狂狼。人们幻想，人们诽谤自己不仅是出于畏惧，而且也是～种破坏性的病态的嗜好，自愿地处于形而上学的恍惚状态和自我谴责的狂热中，而这种狂热如果任其发展，便永远无法遏止。

作为高级将领，有时还担任过军事法庭成员的斯特列利尼科夫，曾经读过或听过多少次这类临死前的供词，书面的和口头的。现在他自己的自我揭发症也同样地发作了，对自己整个地作了重新的评价，对一切都做出总结，认为一切都是狂热的、畸形的、荒诞的歪曲。

斯特列利尼科夫讲得语无伦次，从表白突然转到坦白上去。

“这发生在赤塔附近。我在这屋中的橱柜里和抽屉里塞满了希奇古怪的东西，这大概让您感到惊奇了吧？这些都是红军占领东西伯利亚时我们征用的军事物资。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拖到这里来的。生活对我很厚爱，总有对我忠心耿耿的人。蜡烛、火柴、咖啡、茶、文具和其他的东西，一部分来自捷克军用物资，另一部分是日本货和英国货。非常奇怪吧，我说得不对吗？‘我说得不对吗？’是我妻子的口头禅，您大概注意到了。我当时不知道是否立刻告诉您，可现在我要向您承认了。我是到这儿来看她和我女儿的。人家很晚才告诉我，仿佛她们在这儿，所以我来迟了。当我从谣言中听说您同她的关系亲近，并头一次听说‘日瓦戈医生’这个名字时，我从这些年在我眼前闪过的成千上万的人当中，不可思议地回想起有一次带来让我审问的医生叫这个名字。”

“您是不是后悔当初没把他毙了？”

斯特列利尼科夫放过他这句插话。也许他根本没发觉他的对话者用插话打断他的独白。他继续心不在焉地说下去：

“当然，我嫉妒过她对您的感情，现在还嫉妒。能不这样吗？我最近几个月才躲藏在这一带，因为东边更远地区我的其他接头的地方都被人发觉了。我受到诬告，必须受军事法庭审讯。其结果不难预测。但我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我产生了等将来环境改变之后再洗清罪名、证实自己无罪的希望。我决定先从他们的视野内消失，在被逮捕之前躲藏起来，到处流狼，过隐士生活。也许我终将得救。但是，一个骗取了我的信任的年轻无赖坑害了我。

“我冬天步行穿过西伯利亚来到西方，忍饥挨饿，到处躲藏。我躲藏在雪堆里，在被大雪覆盖的火车里过夜。西伯利亚铁路干线上停着数不清的空列车。

“我在流狼中碰见一个流狼的男孩子，他被游击队判处死刑，同其他死囚排在一起等待处决，但没被打死。他仿佛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缓过气来，恢复了体力，后来像我一样躲藏在各种野兽的洞穴中。起码他是这样对我说的。这个少年是个坏蛋，品行恶劣，留级生，由于功课太坏曾被学校开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