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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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来理你这样一个人？

于是，我继续注视着查尔斯，觉得这一次完全没有必要安排他即将投的冲突了。这样我就有了两可供选择的办法。我可以让冲突自行发展，自己只是起一个记录员的作用；或者，我可以据自己的立场对冲突的发展和记录都行预。我注视着那张似乎弱无能但也并非毫无作为的面孔。我们快要到达敦时，我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说，原来我认为难以理的那个问题是并不困难的。在这场冲突中我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提供两可能，两描述。采取这一办法，对我来说只剩下一个问题：我不可能同时提供两描述，总要有先有后。不论第二描述是怎么样的，因为它是最后一章，是“真正”的描述，其效果是非常烈的。

亲的读者，总有那么一天，有人也可能这样注视您。您可能…在我们这个世纪不大拘谨的环境中…发觉这注视。那些急不可待的观察者甚至不等您睡着就盯上您。这肯定会引起您的不快，您会觉得那是一捺不住的**的表示…它表示极想对您有所了解，而您却不喜一个陌生人用这样的方式了解您。据我的经验，只有从事某一职业的人才用那样特别的目光注视人，目光中奇奇怪怪地混杂着探寻、严厉、讥讽和恳求：

这里是作者想象回到了一百年以前，跟查尔斯同坐一列火车。

在这情况下，我从上衣袋里掏钱包，取一枚银币。我把它放在右手拇指的指甲上，把它弹起两英尺。它在空中旋转着。我用左手接住了它。

我总是想，唯独万能的神灵…如果确实存在着神灵这荒谬东西的话…才会有这目光。这目光并非象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神圣的东西。其实它在德品质方面是非常低劣、是值得人们怀疑的。我在那张长满胡须、正注视着查尔斯的脸上看清了这本质。我对这张脸真是太熟悉了。此时，我不必再装模作样，实话说，那个长着大胡的人就是我…作者本人。

当我注视着查尔斯的当儿，我要提的问题却与上述两个问题无关。我应该怎样写下去呢？我曾想过，就在此时此地结束查尔斯的故事，在他去敦的路上我们就永远离开他。但是，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传统模式不论过去和现在都不容许开放式的、无结论的结尾。我前面已经宣扬过，必须给人以自由。我的问题很简单…查尔斯所需要的东西是清楚的吗？非常清楚。可是女主人公所需要的东西却不那么清楚，而且我甚至不知她居何。当然，要是这两方面的需要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而不是我据想象臆造的东西，这个问题显然是难以理的：一需要跟另一需要相冲突，最后实际上一需要可能战胜另一需要，也可能失败。小说总是要假装与现实相一致：作家把两相互冲突的需要安排在一个圈里，然后就描写这冲突…可是实际上他安排好了这场冲突，最后让他所赞赏的一方获得胜利。我们在评判小说家时，既据他们安排冲突的技巧（或者说，据这样的技巧…能够使我们看不他们安排过这场冲突），也据他们在这场冲突中站在哪一方：善良的，悲惨的，邪恶的或稽的，等等。

就这样了决定。这时，我突然发现查尔斯已睁开睛，正望着我。从他的目光中我可以看，这当儿他对我已经不仅仅是不喜了。他以为我要么是个赌徒，要么是个神病患者。我还了他一，表示轻蔑，接着把银币放回钱包。他拿起睡觉时放在一边的帽，掸了掸灰尘（本就没有灰尘，他这一动作是表示对我厌恶），到了上。

我们在帕丁敦车站下了车，站台的屋是用大的铁梁支撑着的。我们总算到了敦。他迈步上了站台，向一个挑夫招了招手。不一会儿，他向挑夫待完毕，转过来，却发现那个大胡已经消失在人群之中了。

但在冲突的安排中，最主要的一是要向读者表明作者自己对周围世界的见解…不论作者是悲观主义者，乐观主义者，或者还是别的什么主义者。我已假装回到了一八六七年。当然，那一年是一个世纪以前。我觉得不我对那时的社会表示乐观主义，或者悲观主义，或者任何别的什么态度，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自那以后发生了什么。

我可以利用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