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修道院或什么宗教机构去了。要收回这笔财产，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我的合股人还活着，可以证明我的股权，而且，我的名字也在巴西登记在册。他又告诉我，我那两位代理人的财产继承人，都是很公正诚实的人，而且都很富有。他相信，我不仅可以获得他们的帮助，领到我的财产，而且，还可以从他们那里拿到一大笔属于我的现款。那是在他们父亲保管期间我每年的收入。

据他记忆，把我收入部分缴公，还只是十二年以前的事。

我听了他的话，心里感到有些烦恼和不安。我问那老船长，我既然立了遗嘱，指定他，这位葡萄牙籍船长，作为我财产的全权继承人，那两位代理人怎么能这样处理我的财产呢？

他对我说，他确实是我的继承人。但是，关于我的死亡一直无法证实。在没有获得我死亡的确切消息之前，他不能作为我遗嘱的执行人。而且，还有一层，这远隔重洋的事，他也不愿意干预。但他又说，他确实把我的遗嘱向有关部门登记过，而且提出了他的产权要求。如果他能提出我的死亡证明，他早已根据财产委托权，接管了我的糖厂，并派目前在巴西的儿子去经营了。

"可是，"那老人家又说，"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这事你听了可能会不太高兴。当时，我们都以为你已死了，大家也都这样认为，你的合股人和代理人就把你头六七年的收入交给了我，我也都收下了。但当时，种植园正在发展，需扩充设备，建立糖厂，又要买奴隶，所以收入就没有后来的那么多。不过，我一定把我的收入及花费开一份可靠的账单给你。"我和这位老朋友又连续商谈了好几天，他就把我种植园最初六年的细账交给了我，上面有我的合股人和两位代理人的签字。当时交出来的都是现货，像成捆的烟叶，成箱的糖；此外，还有糖厂的一些副产品，像糖蜜酒和糖蜜等东西。从账目中我可以看到，收入每年都有增加，但正如上面所提到的，由于开头几年开支较大，实际收入不大。尽管如此，老人家还是告诉我，他欠我四百七十块葡萄牙金币，另外还有六十箱糖和十五大捆烟叶。那些货物在船只开往里斯本的航行中因失事而全部损失了。那是我离开巴西十一年以后发生的事。

这位善良的人开始向我诉说了他不幸的遭遇，说他万不得已，才拿我的钱去弥补损失，在一条新船上搭了一股。"不过，我的老朋友，"他说，"你要用钱的话，钱是有的。等我儿子回来，就可以把钱都还给你。"说完，他拿出一只陈旧的钱袋，给了我一百六十个葡萄牙金币，又把他搭在新船上的四分之一股份和他儿子的四分之一股份一起开了一张出让证交给我，作为其余欠款的担保。

那条船他儿子现在开往巴西去了。

这位可怜的老人，心地这样正直善良，实在使我深受感动，我真不忍心听他讲下去了。想到他过去对我的好处，想到他把我从海上救起来，对我一直那么慷慨大度，特别是看到现在他对我的真诚善良，听着他的诉说，我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于是，我首先问他，以他目前的经济状况，能不能拿出这么多钱？拿出来后会不会使他手头拮据？他告诉我说，拮据当然会拮据一些，但那是我的钱，而且，目前我比他更需要这笔钱。

这位善良的老人所说的话，充满了真挚的友情。他一边说，我一边止不住流泪。一句话，我只拿了他一百块葡萄牙金币，并叫他拿出笔和墨水，写了一张收据给他，把其余的钱都退还给了他。我还对他说，只要我能够收回我的种植园，这一百块钱我也要还给他。这一点我后来确实也做到了。至于他在他儿子船上的股权出让证，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收的。

我说，如果我要用钱，我相信他一定会给我的，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如果我不需要钱，我就再也不会向他要一文钱，因为，他认为，我完全有理由收回我所指望的产业。

这些事情办完后，老人家又问我，是不是要他替我想个办法，把我的种植园收回来。我告诉他，我想亲自去巴西走一趟。他说，如果我想去，那也好。不过，如果我不想去，也有不少办法保证我收回自己的产权，并马上把收入拨给我使用。目前，在里斯本的特茹河里，正有一批船要开往巴西。

他劝我在官方登记处注册了我的名字，他自己也写了一份担保书，宣誓证明我还活着，并声明当时在巴西领取土地建立种植园的正是我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