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面上；——但一般熟客大半都属于同一个社会，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受着同样的习惯熏陶，所以他们聚在一起相当调和，跟克利斯朵夫在德法两国所遇到的大不相同。多数是意大利旧家，偶尔也和外族通婚，增加一点新生的力量。表面上，他们天下一家的色彩很浓，四种主要的语言都是通行的，西方四大国的文化出品也交流得很好。每个民族都加入一部分资本：例如犹太人的惶惑，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冷静；但一切都在意大利这口坩埚中溶化了。盗魁菲首称王了几百年的影响，一个民族决不能轻易摆脱：质地尽管改变，痕迹始终留着。移植在拉丁古土上的北方种族，就有十足意大利型的面貌，吕尼画上的笑容，铁相画上的恬静而肉感的目光。不管你涂在罗马画板上的是何种颜色，调出来的总是罗马色彩。

那些心灵往往很庸俗，有几个还不止是庸俗而已，但照旧发出一种千年不散的香味与古文明的气息，使克利斯朵夫虽不能分析自己的印象，也不由得大为叹服。极平凡的小地方都有那股微妙的香味：彬彬有礼的风度，文雅的举动，殷勤亲切而仍保持着机诈与身分，一颦一笑与随机应变的聪明所显出来的高雅与细腻，而那种聪明还带着些慵懒的怀疑的色彩，方面很广，表现得非常自然。不呆板，不狂妄。也没有书本式的迂腐。你在这儿决不会遇到巴黎社交场中的那般心理学家，或是相信军国主义的德国博士。你所见到的是简简单单的人，富于人情味的人，象当年丹朗斯和西比翁-爱弥里安①的朋友们一样…——

①丹朗斯为公元前二世纪时拉丁诗人，所作喜剧有名于史。西比翁-爱弥里安为公元前二世纪时罗马贵族党的领袖。

“我是人，只要与人类有关的，我都感到兴趣…”

实际上这些都是徒有其表。他们所表现的生命只是浮表的，不是真实的。骨子里是无可救药的轻佻，跟无论哪一国的上流社会一样。但与别国人的轻佻不同而成为意大利的民族性的，是那种萎靡不振的性格。法国人的轻佻附带着神经质的狂热，头脑老是在骚动，哪怕是空转一阵。意大利人的头脑却很会休息，太会休息了。躺在温暖的阴影里，把萎靡的享乐主义和长于讥讽的聪明枕着自己的头，的确是很舒服的；——他们的聪明富有弹性，相当好奇，其实是异乎寻常的麻木。

所有这些人都没有定见。不管是政治是艺术，他们都用同样的玩票作风对付。有的是性格极可爱的人，脸是意大利贵族的俊美的脸，五官清秀，眼睛又聪明又温和，举止安详，爱自然，爱古画，爱花，爱女人，爱图书，爱精美的烹调，爱乡土，爱音乐…他们什么都爱，却没有一样东西特别爱。在旁人看来，仿佛他们竟一无所爱。然而爱情还在他们的生活中占着极大的位置，只是以不扰乱他们为条件。他们的爱情也是萎靡的，懒惰的，象他们一样；即使是狂热的爱也近于家庭之间的感情。他们稳实而和谐的聪明其实是非常麻木的：不同的思想尽可以在脑子里碰在一起，非但不会冲突，反而能若无其事的结合起来，彼此的锋芒都给挫钝了，不足为害了。他们怕彻底的信仰，怕激烈的手段；只有似了非了的解决方式和若有若无的思想，他们才觉得舒服。他们的精神是开明的保守党的精神，需要一种不高不低的政治与艺术，需要一种气候温和的疗养地，使人不至于气喘，不至于心跳。在哥尔多尼那些懒惰的剧中人身上，或是在曼佐尼那种平均而散漫的光线中，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面目，但他们的懒散的习气并不因之而感到不安。他们不象他们伟大的祖先般说

“第一要生活…”而是说“第一要安安静静的生活！”

大家的心愿就是要安安静静的生活，连那些最刚毅的，指挥政治活动的人也是这样。例如某个小型的马基阿维里，很①有能力控制自己，控制别人，心肠象头脑一样的冷酷，精明强干，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不惜为了自己的野心而牺牲所有的朋友，同时也不惜把野心为了另外一个目的牺牲，那目的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安安静静的生活”他们需要长时期的麻木。过后他们才仿佛睡足了觉，精神饱满；庄重的男人，幽静的妇女，会突然之间兴奋起来，有说有笑，快快活活的去应酬交际：他们需要说许多话，作许多手势，发许多怪论，逞着莫名片妙的兴致，消耗他们的精力；总而言之，他们在那里扮演滑稽歌剧。在这些意大利人的肖像上，我们难得会找到经过思想磨蚀的痕迹，寒光闪闪的瞳子，被永无休止的精神活动磨瘦的脸庞，象我们在北方见到的那样。可是跟别处一样，这儿也有苦闷的心灵，在淡漠无情的外表之下藏着它们的创伤，欲望，忧虑，而且还用迷迷忽忽的境界来麻醉自己。某些心灵还会不由自主的流露出一些古怪的现象，畸形的，乖张的，暗示它们的精神不平衡，——那是一般古老的民族都免不了的，——有如在罗马郊外剥落分裂的断层岩——

①马基阿维里（１４６９-１５２７）为意大利政治家兼史学家，著有《霸术》一书，有名于世。后以马基阿维里为好弄权术，不择手段，专制残暴的政治家之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