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坊上有个小姑娘，身段举动都象她死了的女儿。一朝瞧见她拖着小辫子的背影，她就浑身发抖，跟在后面；看到孩子回过头来而明明不是她的女儿的时候，她真想把她勒死。她抱怨哀斯白闲家的孩子在上一层楼吵闹；她们已经被父母管教得很安静了，但只要在屋子里迈着小步走几下，她立刻打发仆人上去要求静默。克利斯朵夫有一回带着那些小姑娘从外边回来碰到她，被她瞧孩子的那副凶狠的目光吓坏了。

一个夏天的晚上，这个活死人正靠近窗子，坐在暗中发愣，脑子里一片虚无，忽然听见克利斯朵夫的琴声。他惯于在这个时间一边弹琴一边幻想。她听到这音乐就恼，因为迷迷忽忽的境界被扰乱了。她愤愤的关上窗子；可是音乐直钻到房间里头，使她恨极了。她心里想禁止克利斯朵夫弹琴，但是没有这权利。从此，每天在同一个时间，她又愤怒又焦急的等琴声开始；倘若开场得迟了，她的怒气只有增加。她不由自主的要把音乐从头听到尾；等到音乐完了，她那个麻痹的境界再也找不到了。——有天晚上，她呆在黑魆魆的卧室的一角；从紧闭的窗子中透过来的遥远的音乐使她打了个寒噤，久已枯涸的眼泪居然淌了出来。她过去打开窗子，一边听一边哭。音乐好比雨水，一点一滴的渗透了她枯萎的心，它又活过来了。她重新见到了天空、明星、夏夜，觉得象一线黯淡的光似的，心中有了些对于生命的兴趣，对于人类的同情。夜里，几个月来第一次，她的孩子在梦中出现了。因为使我们接近亡人的最可靠的办法，是积极的参加生活，他们是跟着我们的生存而生存，跟着我们的死亡而死亡的。

她并不想认识克利斯朵夫，但一听到他跟孩子们在楼梯上走过，不禁躲在门背后听几句儿童的唠叨，同时她的心忐忑的乱跳。

有一天她正要出门，听见小小的脚步在楼梯上走下去，声音比平时高了一些，有个孩子和她的妹妹说：“轻一点，吕赛德，你知道，克利斯朵夫说过的，别打搅那位伤心的太太。”

另外一个便放轻了脚步，低着声音说话。这一下奚尔曼太太可忍不住了：她开出门去，拚命抓着她们拥抱。她们害了怕，有一个甚至哭了。她只得把她们放下。

从此以后，遇到她们，她就对她们笑，可是笑起来脸有点儿抽搐。（她已经没有笑的习惯了。）她也和她们说些突兀的亲热的话，孩子们惊骇之下，只嗄着嗓子轻轻的回答几句。她们始终怕这位太太，比以前更怕了；走过她家的门口，唯恐她来抓她们而竟飞跑了。她却躲在门内偷瞧，心中非常惭愧，自以为对不起死了的女儿，甚至跪在地下祷告，请她原谅。但那时她生活的本能与爱的本能都已经苏醒，再也压不下去了。

一天晚上，克利斯朵夫从外面回来，发见屋子里乱烘烘的，好象出了事。人家告诉他华德莱先生突然发作心绞痛死了。克利斯朵夫想起那个义女，不禁为之翩然。没有人知道华德莱先生有什么亲属，所以那女孩子差不多是毫无倚靠了。克利斯朵夫连奔带爬的赶到四楼，华德莱公寓的门打开着，他冲进去，发见高尔乃伊神甫守在灵前，女孩子淌着眼泪叫着爸爸；看门女人很笨拙的在那儿安慰她。克利斯朵夫过去抱起孩子，跟她说些温柔的话。她伤心得无可奈何的勾着他的脖子；他想把她从家里带出来，她不肯。他只得留在那里陪她。白日将尽，他靠窗望着，把她在臂抱中轻轻的摇摆。孩子慢慢的静下来，呜呜咽咽的睡着了。克利斯朵夫把她放在床上，笨手笨脚的替她解鞋带。天快黑了。公寓的门还开着，有一个影子闪进来，连带还有裙子悉悉索索的声音。克利斯朵夫在昏暗中认出奚尔曼太太的那双火剌剌的眼睛。她站在门口，喉咙梗塞着说：“我是来…你可愿意…把她交给我吗？”

克利斯朵夫握着奚尔曼太太的手。她哭了。接着她坐在床头，过了一忽又说：“让我来照顾她吧…”

克利斯朵夫和高尔乃伊神甫一同回到顶楼上。教士有点不好意思，表示自己很唐突。他谦卑的说希望死者原谅：他不是以教士的身分而是以朋友的身分来的。

第二天早上，克利斯朵夫再到华德莱公寓的时候，发见女孩子抱着奚尔曼太太的脖子，那种天真跟信赖的神气，足见儿童对于能够讨他们喜欢的人是立刻会倾心的。她答应跟着新朋友走…原来她已经把义父给忘了，对新妈妈表示非常亲热。这种情形照理是教人不大放心的。奚尔曼太太自私的爱有没有看到这一层呢？…也许看到罢。可是有什么相干？她非爱不可。爱才是幸福…

华德莱先生下葬了几星期以后，奚尔曼太太带着孩子离开巴黎，到乡下去了。走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都在场。她那个衷心欢悦的表情，他们俩从来没见过。她完全没注意到他们，临走才发觉了克利斯朵夫，过来握着他的手说：“你救了我。”

克利斯朵夫听了很奇怪，他和奥里维回上楼去，说：“她是什么意思呢，这疯疯癫癫的女人？”

过了几天，他接到一张照片，是个陌生的女孩子，坐在一张圆凳上，很乖的把两只小手交叉着放在膝盖上，眼神清明而忧郁。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我的亡女感谢你。”

一缕新生的气息就是这样的在那些人中间吹过。一座热情的炉灶在六层楼上燃烧，它的光芒慢慢的透入整幢屋子。

克利斯朵夫可不觉得，他只嫌功效太慢。

“啊！"他叹道，"要那些不愿意相识的，信仰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好人携手，难道竟不可能吗？”

“急什么！"奥里维说，"那需要互相的容忍和同情，而这些又得从内心的欢乐产生的。——所谓内心的欢乐，是一个人过着健全的，正常的，和谐的生活所感到的喜悦，——觉得自己作着有益的活动，参与着伟大的事业所感到的喜悦。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国家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或者更好是正在走向-伟大-的时代。同时也需要——（这两点是同时来的）——有一个超党派的、聪明的、强有力的政权，能运用大家所有的精力的政权。这超党派的政权的力量一定是靠自己本身而非靠什么群众的，一定是不依赖那些混乱的-多数-，而是以它所完成的事业使大众心悦诚服的，例如战胜的将军，匡救国难的独裁政府，-智慧高于一切-的政权…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那是我们作不了主的。要有机会，还要有懂得抓住机会的人；要幸运与天才两者俱备。等着罢，希望罢！力量已经有在这里了：信仰的力量，科学的力量，古法兰西、新法兰西、大法兰西的工作的力量…如果有什么神咒能把这些联合的力量发动起来，那将是多么伟大的气势！可是这神咒，既不是你，也不是我念得出来的。谁能够呢？胜利吗？光荣吗？…耐着性子吧！主要的是，整个民族所有坚强的分子都得养精蓄锐的等着，不能消耗自己的力量，不能在时间没来到以前灰心。唯有能够用几世纪的耐性，劳苦，信仰，去换取幸运与天才的民族，才有获得幸运与天才的希望。”

“谁知道？"克利斯朵夫说。"幸运与天才往往来得出人意外的早，——就在大家并不期待的时候。你们计算的时候太看重-世纪-了。准备起来罢！把行装收拾起来罢！得永远穿着鞋子，拿着手杖，…谁敢说主不就在今晚走过你的门口呢？”

今晚他已经来得很近。他的翅膀的影子已经映在门上了。

德法两国之间出了些表面上无关紧要的事，接着邦交突然紧张起来。三天之内，大家从平时好乡邻的关系一变而为战争前奏的挑衅口吻。对于这种情形，谁也不会惊奇，除非是那般以为理性业已统制世界的梦想家。而这等人在法国是很多的；他们看到莱茵彼岸的舆论界忽然一夜之间变了态度，声势汹汹的高唱排法论调的时候，不由得大吃一惊。两国之内都有些报纸素来自命为享有爱国的专利权，以民族的代表自居，（有时是暗中受着政府的指使），要求政府采取某种政策。德国的舆论便是这样的对法国用了蛮横无理的，最后通牒式的口吻。原来德国跟英国有纠纷，而德国不答应法国置身事外。它那些傲慢的报纸强迫法国作拥护德国的声明，否则就要法国支付战争的第一批代价；它们想用恫吓手段来获取同盟国，不经战争而先把对方当作战败的、心悦诚服的属国看待，——总而言之，把法国看作跟奥国一样。这儿我们可以看出德意志帝国主义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也可以看出德国一般政治家完全不了解别的民族，把他们行之于国内的金科玉律，强权就是公理的那一套，应用到别人身上。对于一个古老的民族，在欧洲享有德国从来未有的几百年的光荣和威望的国家，这种强暴的压迫自然要引起跟德国的期望完全相反的后果。法兰西那股沉沉酣睡的傲气惊醒了，举国上下都沸腾起来，连最麻木的人也气得直嚷。

德国的民众跟这些挑衅行为完全不相干：每个国家的老百姓只要求和和气气的过日子；德国的百姓尤其来得和气，亲热，愿意跟大家安居乐业，并不想打倒别人而很乐于赞美他们，摹仿他们。可是当局并不征求老实人的意见；他们也没有胆量发表意见。凡是没有勇气参与公共行动的人，势必成为公共行动的玩具，成为响亮而荒唐的回声，反射出舆论界的呐喊和领袖们的挑战；《马赛曲》或《保卫莱茵》便是这样产生的。

这件事对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他们朴素相亲相爱的程度，使他们没法想象为什么他们的国家不采取跟他们同样的办法。这股突然觉醒的深仇宿恨，两个人都看不出其中的理由，尤其是克利斯朵夫；他以德国人的身分，觉得对一个被自己的民族打败的民族没有憎恨的理由。他一部分同胞的骄傲狂悖使他非常痛心；在某个限度之内，他对于这种弃令投降的举动和法国人同样愤慨；可是他不大明白为什么法国不肯做德国的盟友。他认为德法两国有多少深刻的理由应当携手，有多少共同的思想，同时又有多么重大的使命应当协力完成，所以它们俩一味仇视的情形使他看了大为气恼。和所有的德国人一样，他觉得法国在这件误会中是主要的罪人；因为即使他承认战败的回忆对法国很痛苦，也认为只是自尊心的问题，而为了更重大的利益——为了文明，为了法兰西，——就不应当再想到自尊心。他从来没费心把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思索一下。他在小学里已经学会了把并吞阿尔萨斯—洛林的行为看作天公地道的行为，那不过是在几百年的异族统制之后，把德国的土地归还给德国罢了。所以一发觉他的朋友认为那是件罪行的时候，他简直搅糊涂了。他从来没跟他谈起这些事，满以为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不料他素来相信为诚实的，胸襟宽大的奥里维，竟没有冲动，没有愤怒，而只是不胜悲苦的和他说，一个民族可能放弃对于这样一件罪行的报复，但要他同意这件罪行究竟对他是奇耻大辱。

他们俩极不容易彼此了解。奥里维举出许多历史上的理由，证明阿尔萨斯为拉丁土地而应当由法国收回，但对克利斯朵夫一点没作用；可以支持相反的主张的同样充分的论据多得很：不论哪一种政见，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它所需要的理由。——克利斯朵夫的重视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为了牵涉到法国，而主要是为了人情问题。关键不在于阿尔萨斯人是否德国人。事实是他们不愿意做德国人；成为问题的只有这一点。谁有权利说：“这个民族是属于我的，因为他是我的兄弟。"倘使对方不认他是兄弟的话？即使这种否认是不应该的，那末错也错在不能讨兄弟喜欢的那一方面，因为他没有权利硬要对方跟着他走。四十年来，德国人用着武力和种种的威胁利诱，甚至也由贤明正直的德国当局行了许多德政以后，阿尔萨斯人始终不愿意做德国人。即使他们因意志消沉而不得不让步的时候，那般被迫离乡别井，逃亡异地的人的痛苦，——或者更惨的，那些没法离开而忍受着深恶痛绝的枷锁，眼看乡土被侵占，同胞被屈服的人的痛苦，是永远消灭不了的。

克利斯朵夫天真的承认自己从来没看到问题的这一方面，接着心里就不好过了。一个老实的德国人讨论问题往往非常坦白，那是看重自尊心的拉丁人——不管他多么真诚——不大办得到的。固然，历史上所有的民族都犯过这一类的罪恶：克利斯朵夫可并不援引那些例子做德国的口实。他太高傲了，不能去找那种可耻的借口；他知道人类越进步，人的罪恶越显得可怕，因为四周有着更多的光明。但他也知道，倘若法国打了胜仗，也不见得比德国更有节制，一定也会在罪恶的连锁中加上一环。这样，悲惨的冲突可以永远继续下去，使欧罗巴文明的精华受到危险。

克里斯朵夫固然为了这个问题很难受，但奥里维更痛苦。可悲的还不止在于两个最配携手的民族自相残杀。便是在法国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准备跟另一部分的人厮杀。和平运动与反军国主义运动，多少年来同时由国内最高尚的跟最下贱的分子在那里宣传。政府让他们干去；只要是不妨碍政客们眼前的利益的，政府对一切都采着旁观的态度；它没想到最危险的并不在于公开支持一种最危险的主义，而是在于听让这种主义潜伏在民族的血管中，等政府预备作战的时候来破坏战争。这主义一方面迎合自由思想的人，因为他们梦想建立一个友好的欧罗巴，由它把所有的努力结合起来，缔造一个更公平更有人性的世界；同时它也迎合无耻小人的自私自利，因为这般人是不论为什么人什么事都不肯把自己的皮肉去冒险的。——这些反战思想把奥里维和他的许多朋友都感染了。有一二次，克利斯朵夫在自己家里听到一些谈话，不禁为之骇然。那位好心的莫克，脑子里装满了人道主义的幻想，精神奕奕的睁着眼睛，语气非常柔和的说，应当阻止战争，而最好的方法是煽动士兵反抗，教他们向长官开枪。他保证那一定会成功。工程师哀里·哀斯白闲冷冷的回答说，倘若发生战事，他和朋友们先要跟国内的敌人算清了账，再上前线。安特莱·哀斯白闲却站在莫克一边。克利斯朵夫有一天看见弟兄俩争执得很凶，甚至互相以枪毙来威吓。虽然这些杀气腾腾的话还带着说笑的口吻，可是听的人很能感到他们说的话有朝一日的确句句会实行的。克利斯朵夫好不诧异的估量着这个荒唐的民族，永远预备为了思想而自杀…真是疯子。专讲逻辑的疯子。各人只看见自己的思想，不走到终点，决不肯有一点儿让步。而且他们当然是以互相消灭为快的。人道主义者对爱国主义者开火。爱国主义者对人道主义者开火。而这时候敌人来了，把国家和人类一起压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