诅咒他跟他那群工人在前面筑起一堵高墙，夺去他的光明。奥里维并不怎么抱怨；他能适应这个坐井观天的环境，仿佛把它当做笛卡儿的火炉，被压迫的思想会从里面望天上飞去的。可是克利斯朵夫需要空气。既然被关在这个局促的地方，他就跟周围的心灵融成一片。他尽量把它们吸收，把它们谱成音乐。奥里维说他好象一个动了爱情的人。

“要是这样的话，"克利斯朵夫回答，"那末除了我的爱情以外，我便一无所见，一无所爱，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了。”

“那末你为什么这样高兴呢？”

“因为我健康，因为我胃口好。”

“幸福的克利斯朵夫！"奥里维叹着说。“你真应该把你的胃口分点儿给我们。”

健康是象疾病一样会传染的。第一个受到好处的是奥里维。他最缺少的是力。他躲避社会，因为社会的鄙俗使他厌恶。其他广博的智慧和少有的艺术天分，他还是太细巧了，不能成为一个大艺术家。大艺术家不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健康的人最重视的是生活；特别是有天才的人，因为他比别人更需要生活。奥里维却逃避生活；他让自己在没有身体，没有皮肉，没有实质的诗情梦境中浮沉。象某些优秀人士一样，他需要在过去的时代中或是从来没存在过的时代中寻求美。生命的甘泉，仿佛今日的就不及过去的那么醉人！疲倦的灵魂不能直接接触生命，只能接受被过去的帘幕掩蔽的，或是出诸前人之口的生命。——克利斯朵夫的友谊慢慢的把奥里维从这些渺渺茫茫的艺术境界中拖了出来。阳光终于透进了他的灵魂深处。

工程师哀斯白闲也感染到克利斯朵夫的乐天主义。可是他的习惯并没改变，那是象痼疾一般牢不可拨的；并且我们也不能希望他一变而为精神抖擞，马上愿意到国外去挣家业。那对他是要求太高了。但他已经不是那么无精打采，对于久已放弃的研究工作，书本和科学，也重新感到兴趣。要是有人告诉他，说他对于本行的兴致是克利斯朵夫给他提起来的，他一定会大吃一惊，而克利斯朵夫听了这话当然更要奇怪。

整幢屋子里和克利斯朵夫相交最快的是三层楼上的那对夫妇。在他们门外走过的时候，他好几次留神到里面的钢琴声，只要不当着人，亚诺太太的琴弹得很不错。以后他送了几张自己的音乐会门票给他们，他们非常感激。从此他就不时在晚上到他们家去坐一会。可是他再也听不到少妇的弹奏了：她太胆小，不敢当着人弹琴，便是独自在家，因为知道人家可以从楼梯上听到，也老是踏着节音板。但如今倒是克利斯朵夫弹给他们听，和他们长时间的讨论音乐。亚诺夫妇在这些谈话里表示出一股朝气，使克利斯朵夫大为高兴。他不信法国人对音乐竟会爱好到这个地步。

“因为，"奥里维说，"你一向只看见音乐家。”

“我知道，"克利斯朵夫回答“音乐家是最不爱音乐的人；可是你不能教我相信象你们这一类的人在法国真有多少。”

“成千累万。”

“那末是一种传染病，是最近时行的新潮流，对不对？”

“不，这不是一种时髦，"亚诺说。“要是一个人，听了乐器的美妙的和弦，或是听了温柔的歌声，而不知道欣赏，不知道感动，不会从头到脚的震颤，不会心旷神怡，不会超脱自我，那末这个人的心是不正的，丑恶的，堕落的；对于这种人，我们应当象对一个出身下贱的人一样的提防…”

“这话我听见过，"克利斯朵夫说，"那是我的朋友莎士比亚说的。”

“不，"亚诺很温和的回答，"那是在莎士比亚以前的我们的龙沙说的。你现在可看到爱好音乐的风气在法国并不是昨天才时行的了。”

法国人的爱好音乐固然使克利斯朵夫奇怪，但法国人差不多和德国人爱好同样的音乐使克利斯朵夫更奇怪。在他先前所遇到的巴黎艺术界和时髦朋友中间，最得体的办法是把德国的大师当作外国的名流看待，一方面向他们表示钦佩，一方面把他们放在相当距离之外：大家最高兴的就是嘲笑格路克的粗笨，瓦格纳的野蛮，并且拿法国人的细腻跟他们作比较。事实上，克利斯朵夫甚至怀疑一个法国人能否了解那些照法国的演奏方式所演出的德国音乐。有一次他听了一个格路克音乐会回来大为气恼：那些乖巧的巴黎人简直把这个性情暴躁的老人搽脂抹粉了。他们替他化装，扎些丝带，用棉花来点缀他的节奏，把他的音乐染上印象派色彩和颓废淫猥的气息…可怜的格路克！他那么善于表白的心灵，纯洁的道德，赤裸裸的痛苦，都到哪儿去了？难道法国人感觉不到吗？——可是，此刻克利斯朵夫看到他的新朋友们对于德国的古典作家、旧歌谣、和日耳曼民族性中间最有特性的部分，表示那么深刻那么温柔的爱，就不由得要问：他们不是素来认为这些德国人是外国人，而一个法国人只能爱法国艺术家的吗？

“不是的！"他们回答。"这是我们的批评家借了我们的名义说的。因为他们老跟着潮流走，就说我们也跟着潮流走。可是我们的不理会批评家，正如批评家的不理会我们一样。这般可笑的家伙居然想来教我们，教我们这批属于古老的法兰西族的法国人，说这个是法国的，那个不是法国的！…他们教我们说，我们的法兰西是只以拉穆——或拉辛——为代表的！仿佛贝多芬，莫扎特，格路克，都没到我们家里来过，没跟我们一起坐在我们所爱的人的床头，分担我们的忧苦，鼓动我们的希望…仿佛他们不是我们一家人！如果我们敢老实说出我们的思想，那末巴黎批评家所颂扬的某个法国艺术家，对我们倒真是外国人呢。”

“其实，"奥里维说，"倘使艺术真有什么疆界的话，倒不在于种族而在于阶级。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一种艺术叫做法国艺术，另外一种叫做德国艺术；但的确有一种有钱人的艺术跟一种没有钱的人的艺术。格路克是个了不起的布尔乔亚，他是属于我们这个阶级的。某个法国艺术家，这儿我不愿意指出他的姓名，却并不是：虽然他是布尔乔亚出身，但他以我们为羞，否认我们；而我们也否认他。”

奥里维说得很对。克利斯朵夫愈认识法国人，愈觉得法国的老实人和德国的老实人没有多大分别。亚诺夫妇使他想其他亲爱的老许茨：爱好艺术的心那么纯洁，没有我见，没有利害观念。为了纪念许茨，他也就喜欢他们了。

他觉得世界上的老实人不应当因种族不同而在精神上分疆划界，同时又觉得在同一种族之内，老实人也不应当为了思想不同而分什么畛域。他抱着这样的心情，无意之间使两个似乎最不能彼此了解的人，高尔乃伊神甫与华德莱先生，相识了。

克利斯朵夫时常向两个人借书看，而且用着那种奥里维不以为然的随便的态度，把他们的书交换的转借给他们。高尔乃伊神甫并不因此生气，他对别人的心灵有种直觉；他看出潜藏在年轻的邻居心中的宗教气息。一部从华德莱先生那边借来，而为三个人以各各不同的理由爱读的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使他们精神上先就接近了。有一天他们俩偶尔在克利斯朵夫家里碰上了。克利斯朵夫先是怕两位客人彼此会说出不大客气的话。可是相反，他们一见之下竟非常殷勤，谈些没有危险的题目，交换旅行的感想和人生经验。他们发觉彼此都是仁厚长者，抱着《福音书》精神和想入非非的希望，虽然各人都是牢骚满腹，非常灰心。他们互相表示同情，但多少带点儿嘲弄的意味。这是一种心领神会的巧合。他们从来不提到他们信仰的内容，平时很少相见，也不求相见；但遇到的时候都觉得很愉快。

以思想的洒脱而论，高尔乃伊神甫并不亚于华德莱。这是克利斯朵夫意想不到的。他对于这种自由的虔诚的思想，慢慢的看出了它的伟大；他觉得这个教士所有的思想，行为，宇宙观，都渗透了坚强而恬静的神秘气息，没有一点儿骚乱的成分，只使他生活在基督身上，就跟——照他的信仰来说——基督生活在上帝身上一样。

他对什么都不否认，对无论哪一种表现生命的力都不否认。在他看来，一切的著作，古代的跟现代的，宗教的跟非宗教的，从摩西到裴德罗，都是确实的，通神的，上帝的语①言。《圣经》不过是其中最丰富的一部，有如教会是一群结合在神的身上的最优秀的弟兄；但《圣经》与教会并不把人的精神束缚在一条呆板固定的真理之内。基督教义是活的基督。世界的历史只是神的观念不断扩张的历史。犹太庙堂的颠覆，异教社会的崩溃，十字军的失败，鲍尼法斯八世的受辱，伽②利略的把陆地放在无垠的太空中间，王权的消灭，教会协定的废止：这一切在某一个时期都曾经把人心弄得徬徨无主。有的人拚命抓着倒下去的东西不肯放手；有的人随便抓了一块木板起流出去。高尔乃伊神甫只问自己：“人在哪里呢？使他们生存的东西在哪里呢？"因为他相信：“生命所在的地方就是神所在的地方。"——他为了这个缘故对克利斯朵夫很有好感——

①裴德罗为法国近代大化学家，政治家。

②鲍尼法斯八世为十三世纪时教皇，以反对法国国王向教会征税而受辱。

在克利斯朵夫方面，他也觉得一颗伟大的虔诚的心有如美妙的音乐，在他心中唤起遥远而深沉的回声。凡是天性刚毅的人必有自强不息的能力，也就是生存的本能，挣扎图存的本能，好比把一条倾侧的船划了一桨，恢复它的平衡，使它冲刺出去；——因为有这种自强不息的力量，克利斯朵夫两年来被巴黎的肉欲主义所引起的厌恶与怀疑，反而使上帝在他心中复活了。并非他相信上帝。他始终否认上帝，但心中充满着上帝的精神。高尔乃伊神甫微笑着和他说，他好似他的寄名神①一样，生活在上帝身上而自己不知道——

①所谓寄名神即圣者克利斯朵夫。

“那末怎么我看不见上帝的呢？"克利斯朵夫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