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圣洁的小树林中舞蹈。克利斯朵夫不胜惊奇的听着他们的笛声，又恬静又俏皮，跟他一向所听到的渺不相似：我只要一支小小的芦苇，

就能使蔓长的野草呻吟，

整齐的草原悲鸣，

温柔的杨柳呜咽，

还有那小溪也会低吟：我只要一支小小的芦苇，

就能使森林合唱齐鸣…

那些钢琴小曲，那些歌，那些法国的室内音乐，素来是为德国艺术家不屑一顾的，克利斯朵夫自己也没注意到其中富有诗意的技巧；但在慵懒的风度与享乐气息之下，他开始看到一种为了求脱胎换骨而来的骚动与苦闷，——那是莱茵彼岸的人无从领会的。法国音乐家用着这种心情在他们荒芜的艺术园地中寻找能够孕育未来的种子。德国音乐家守着乃祖乃父的营地，认为在他们往日的胜利之后，世界的进化已经登峰造极；可是世界依旧在前进；而法国人就是首先出发的先锋队。他们发掘艺术的远大的前程，访求那已经熄灭的和方在升起的太阳，追寻那已经消逝的希腊，和酣睡了几百年，重新睁着大眼，抱着无穷的梦想的远东。西方音乐素来受着章法结构与古典规则的限制，至此才由法国艺术家来开放古代的调式；他们在凡尔赛池塘中灌入世界上所有的水：通俗的旋律与节奏，异国的与古代的音阶，新的或翻新的音程。在此以前，法国的印象派画家已经替眼睛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们是发现光明的哥仑布；——现在法国音乐家竭力要征服音响的世界了；他们在听觉的神秘幽深的区域中走得更远，在内心的海洋里发现了崭新的陆地。可是他们很可能有了收获而不作出什么结果来。他们一向是替人开路的。

克利斯朵夫很佩服这个刚刚复活而已经走在前锋的音乐。这个文雅细巧的家伙多勇敢！克利斯朵夫以前指摘他的荒谬，现在可变得宽容了。要永远不会犯错误，只有一事不作。为了追求活泼泼的真理而犯的过失，比那陈腐的真理有希望多了。

不问结果如何，那种努力毕竟是了不起的。奥里维使克利斯朵夫看到了三十五年来完成的事业：人们花了多少精力把法国音乐从一八七○以前的麻痹状态中救出来；那时法国没有自成一派的交响乐，没有深刻的修养，没有传统，没有大师，没有群众；一切都由柏辽兹一个人担当，而他还是郁郁不得志而死。如今克利斯朵夫对一般尽瘁于复兴大业的匠人感到敬意了；他不想再讥讽他们狭窄的美学或缺乏天才了。他们所创造的不只是作品而是整个的音乐民族。在锻炼法国新音乐的一切伟大的宗匠里头，赛查-法朗克对他特别显得可爱。他没看到自己惨淡经营的事业成功就死了；象德国的老许茨一样，他在法兰西艺术最黯淡的时期始终保持着他的信心和他的民族天才。在繁华的巴黎，这个纯洁的大师，音乐界的圣者，艰苦勤劳的过了一辈子，从来没有丧失清明的心地与耐性；他的坚忍的笑容使他的作品蒙上一层慈爱的光彩。

克利斯朵夫因为没参透法兰西深刻的生命，所以看到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中间居然有一个虔诚的大艺术家，就认为是桩奇迹了。

可是奥里维微微耸着肩，问他在欧洲哪个国家，能找到一位感受浓厚的圣经气息的画家，可以跟那清教徒式的法朗梭阿-米莱相比的；——哪儿有一个学者比清明的巴斯德更加渗透热烈与谦卑的信仰的，——一朝他的精神象他自己所说的，"在悲怆惨痛的境界中"被"无穷"这个观念抓住之后，他便匍匐在地下，"哀求理智把他释放，因为他差不多和巴斯德一样要为了信仰而发狂了"。旧教教义既不妨碍米莱那种英勇的写实主义，也不妨碍巴斯德那种热烈的理智踏着稳健的步子，"走遍了原始的自然界，在无穷小的漆黑的天地中，在①生命发源的最隐蔽的地方摸索"。他们出身于内地，在内地的民众身上汲取他们的信仰，也就是一向潜伏在法国土地中的信仰；愚弄平民的政客尽管信口诬蔑也没用。奥里维对这个信仰认识很清楚：那是他生来就有的——

①巴斯德为近代研究细菌学之始祖，故言"无穷小"的天地。

他又指点克利斯朵夫看到二十五年来旧教的革新运动。法国的基督教思想热烈的要跟理智，自由，生命融合起来；那些勇敢的教士，就象他们之中有一个说的，"受了一番人的洗礼"，主张旧教应该了解一切，眼所有正直的思想结合：因为“一切正直的思想，即使犯了错误，还是纯洁的，神圣的"。无数的青年教徒，一片诚心的祝望建立一个基督教共和国，自由，纯洁，博爱，容纳一切善意的人；虽然横遭诬蔑，被斥为异端邪说，受尽左派右派——（尤其是右派）——的暗箭，这个小小的维新队伍依旧非常镇静，坚毅不屈的踏上艰难的前途，知道非洒尽血泪决不能在世界上有什么持久的成就。

法国旗他的宗教，也受着同样活泼的理想主义与热烈的自由主义的激荡。新数和犹太数那些庞大而麻木的躯体，也受着新生命的刺激而颤抖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努力，想创造一个自由人的宗教，对热情与理智的威力都不加压制。

这种宗教的狂热并非为宗教所独有；它是革命运动的灵魂。在这儿，它更多了一点悲壮的意味。克利斯朵夫一向只看到卑鄙的社会主义，——被政客们用来笼络群众，拿些幼稚的，鄙俗的幸福之梦，去诱惑那些饥饿的顾客的；而所谓幸福，据政客们说，是他们一朝有了政权就能利用科学来赐给大众的普遍的享乐。此刻克利斯朵夫看到，跟这个令人作恶的乐观主义相对的，还有一般领导工会的优秀分子所提倡的神秘而激烈的运动。他们所宣传的是"战争，从战争中为垂死的世界重新求得一种意义，一个目标，一宗理想"。这些伟大的革命家，痛恨那"布尔乔亚式的，商人化的，温和的，英国式的"社会主义，而另外提出一个壮烈的宇宙观，"它的规律是对抗"，它生存的条件是不断的牺牲。要是你能想象到被那些领袖驱向旧世界挑战的队伍，抱着以康德和尼采的理论同时见诸剧烈行动的神秘主义的话，那末这些高傲的革命志士就显得可惊了，——他们的如醉如狂的悲观气息，轰轰烈烈的英雄生活，对战争与牺牲的信仰，以战斗精神与宗教热诚而论，和条顿会①或日本武士道的理想完全相符——

①条顿会为十二世纪时半军人半慈善性质的日耳曼团体。

可是这纯粹是法国的产物，那些人物是几百年来从未改变特征的法兰西民族。这类特征，克利斯朵夫借着奥里维的眼睛在执政时期的执政官与独裁者身上看到，在某些思想家，行动者，和大革命以前的改革家身上看到。加尔文派，扬山尼派，雅各宾党，工团主义者，都用着那种悲观的理想主义和自然斗争，不存幻想，也不灰心，象铁腕一般支撑着民族，往往也鞭挞民族。